市场部员工76天网站诊断蜘蛛池入门手册视频教程：全面解析蜘蛛池实战技巧与SEO陷阱，如何快速提升网站排名？必坑指南详解！，女学生疯狂❌喷水自慰

在当前数字化时代，网站排名直接影响企业的流量和转化率。市场部员工如何通过科学的网站诊断与蜘蛛池运营，实现网站排名的快速提升？本文结合“市场部员工76天网站诊断蜘蛛池入门手册视频教程”，从蜘蛛池定义、运行原理、实战技巧到避坑指南，全方位解析蜘蛛池技术助力SEO的秘诀，帮助新手快速掌握网站流量提升的核心操作。，国内一级片

蜘蛛池是什么及其在SEO中的作用和原理全面解析

B站9.1免费版网站，〖One〗 “蜘蛛池”作为一种自己的流量池管理系统，主要是为搜索引擎蜘蛛提供大量伪造的访问路径和页面链接，诱导搜索引擎蜘蛛频繁爬行，促使目标网站更快被抓取和索引。简单来说，它就是通过“制造蜘蛛访问量”来优化搜索引擎对网站的关注度，从而提升网站的权重和排名。

〖Two〗 蜘蛛池的核心原理主要在于模拟真实用户行为的抓取，利用自动化程序生成大量停留页、跳转页和查询页构建蜘蛛爬行路径。这种机制显著加快了网站链接的发现和收录效率，使得网站新发布的内容能更快地被搜索引擎识别。，男生女生一起冲冲冲小说下载大全

〖Three〗 对于市场部员工而言，理解蜘蛛池的原理，不是让大家去滥用或黑帽操作，而是合理定位蜘蛛池在网站诊断中的运用价值，比如加速页面抓取速度，测试网站结构的爬行友好度，以及提升新站点的曝光频次。，6080YYY兄弟的女人3免费观看正版电视剧

〖Four〗 当然，蜘蛛池存在一定风险，如果配置不当或过度依赖，会被搜索引擎判定为作弊，从而导致降权处罚。因此掌握合理的使用技巧和判断蜘蛛池的健康状态，成为每个SEO人员乃至市场部员工必须学习的技能。

如何通过网站诊断科学运用蜘蛛池快速提升网站排名的实战操作指南

〖One〗 在“市场部员工76天”视频教程中，网站诊断贯穿整个学习过程，核心是通过全面检测网页结构、页面速度、内外链质量，找出蜘蛛爬行的瓶颈和死角，为蜘蛛池设计优化方案提供依据。操作实战从零开始，小白也能快速理解。

〖Two〗 具体步骤包括：第一步，利用网站爬虫工具检测网站代码、链接结构是否有阻碍蜘蛛访问的错误；第二步，分析服务器响应速度和稳定性，因为蜘蛛池的大量访问对服务器压力较大，这直接影响蜘蛛池的运作效果。

〖Three〗 随后，结合蜘蛛池的访问日志与搜索引擎的爬虫日志对比，明确蜘蛛池引流效果是否符合预期，流量来源是否多样化，及访问频次是否合理，避免短时间内刷出异常数据导致反效果。

〖Four〗 运营过程中，可以利用蜘蛛池动态调整不同页面的访问权重，针对首页、重点栏目页和新发布页面进行重点关注，通过“爬取优先级”的设置，实现网站整体排名的提升效率最大化。

蜘蛛池运营中的常见误区和搜索引擎反作弊必坑指南，市场人员如何避免踩雷？

〖One〗 对于刚接触蜘蛛池的市场部员工来说，容易陷入“频繁刷量=提升排名”的误区。实际上，搜索引擎越来越智能，盲目且大量的非自然蜘蛛访问容易被判定为作弊行为，导致网站被降权甚至被K。

〖Two〗 常见误区还包括只追求访问量而忽略了“访问深度”和“访问路径”的自然性。蜘蛛池的访问路径如果太简单单一，蜘蛛会降低对网站的信任度，影响后续排名的稳定性。

〖Three〗 此外，部分运营者忽视了蜘蛛池日志分析，无法及时发现异常访问行为，错失了调整策略和规避风险的机会，长期累积会对网站SEO形成负面影响。

〖Four〗 因此，《76天网站诊断蜘蛛池入门手册》特别强调健康蜘蛛池运营的“必坑指南”，市场人员应把握“合理访问频率”、“多样访问路径”、“符合搜索引擎爬虫习惯”等关键要素，规避常见反作弊风险，确保蜘蛛池成为网站排名提升的助推器，而非隐患。

如何结合内容优化和外链策略利用蜘蛛池实现排名稳定与转化提升的详细指导

〖One〗 蜘蛛池技术本质上是工具，想要把网站排名提升稳定下来，离不开高质量内容和合理外链策略的支撑。市场部员工要懂得使用蜘蛛池作为“加速器”，而非“万能钥匙”。

〖Two〗 ，内容优化方面，应确保网站内容原创且具备关键词布局合理性，内容更新频率与蜘蛛池爬行频率相匹配，有益于搜索引擎理解网站主题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提升页面排名。

〖Three〗 外链则为蜘蛛池提供更丰富的爬行入口和权重引导。优质的外链不仅能带来直接流量，还能强化蜘蛛对网站权威性的认知，蜘蛛池配合运营能加快外链的抓取与效果显现。

〖Four〗 在实操中，建议市场部员工配合内容发布计划同步调整蜘蛛池爬行策略，比如重视新内容发布首日的爬行密度，确保新的优质页面快速被收录并排名，提升访客转化率。

针对新手小白设计的蜘蛛池配置和监控技巧，让市场部员工快速应对网站排名波动的方法

〖One〗 新手小白入门蜘蛛池可能会因为配置不当导致访问失控、服务器压力过大，甚至造成数据紊乱。市场部员工学习视频教程特别提供了详细的配置方案，步步为营，避免盲目操作。

〖Two〗 合理配置访问频率、分配访问深度，是保证蜘蛛池稳定高效运作的关键。视频案例展示了如何通过定时器和访问队列设置合理爬取间隔，保持数据自然，避免被搜索引擎识别。

〖Three〗 监控蜘蛛池效果，教程中建议结合Google Search Console与百度站长平台的数据同步分析，实时跟踪收录、排名及访问异常指标，快速定位优化点或潜在风险。

〖Four〗 通过搭建日志监控系统，市场部员工还可以跟踪蜘蛛池内机器人访问轨迹，辨识是否出现网络阻塞、死链接或访问次数异常，及时调整蜘蛛池访问策略，以应对网站排名的波动。

总结：市场部员工如何通过76天学习全面掌握蜘蛛池技能实现网站排名跃升的必备策略解析

〖One〗 经过76天系统学习和实践，市场部员工能够准确诊断网站结构问题，科学利用蜘蛛池提升蜘蛛访问频率和质量，实现网站新内容的快速抓取和排名提升。

〖Two〗 理解蜘蛛池原理，明确运营误区和反作弊风险，掌握实战配置和监控技巧，将蜘蛛池融入内容优化与外链建设，构建网站SEO的稳固核心竞争力。

〖Three〗 结合视频教程中大量的实操案例和场景模拟，让初学者快速入门，不断调整策略适应搜索引擎算法更新，稳步推动网站流量增长和排名提升。

〖Four〗 综合来看，蜘蛛池作为提升SEO效率的利器，只能在科学合理的指导和操作下发挥其最大价值。市场部员工应持续学习和优化，打造团队核心能力，助力企业在激烈的网络竞争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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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麻疹疫情，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我会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应对方案，和检疫人员一同赶往事发现场。赶到现场后，首先我会先确定一下情况，如果没有疫情，属于虚假消息，我会及时对外界公布情况并对相关造谣者进行追责。如果情况属实，我会联系当地警方和我们的检疫人员封锁疫情地区，避免疾病扩大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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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办事处召开疫情防控工作第三次推进会

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张彦君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贵州省委宣传部携手博纳影业集团等为观众献出了电影《四渡》。这部由徐展雄执导，刘烨饰演毛泽东，王雷饰演周恩来，王志飞饰演朱德，于适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的电影，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电影《四渡》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作为博纳影业掌门人的于冬认为，作为电影人，自己有责任用今天的影像技术将那段烽火岁月真正在大银幕上“活”起来。“‘四渡赤水’的精神跟当下时代太契合了——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和围堵，‘四渡赤水’告诉我们的就是：绝境中不要放弃，只要心怀信仰、灵活应变，就一定能找到希望的‘渡口’。”这十几年，博纳影业一直在主旋律商业电影赛道上深耕，出品了“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无名》《长津湖》系列）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但近几年，主旋律商业电影也面临新的市场环境和观众审美的改变，一些作品在市场上也遭遇了挑战，于冬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过反思和总结，在他看来，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是观众对“套路化的表达”疲劳了。过去几年，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包括阵容庞大、大场面、强情绪等等，这些东西看多了，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过去那种‘大场面+强煽情’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观众需要的是真诚、是创新、是质量，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尊重观众，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不居高临下地说教，不用强行灌输，你的诚意到了，观众自然会感受到。”▲于冬在《四渡》拍摄现场与主创交流。在于冬看来，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创作者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题材可以千变万化，表达可以不断创新。于冬说，这条路，他会一直走下去。《四渡》：用新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之前博纳影业出品的主旋律商业大片，一般会选择中国香港导演来执导，这次《四渡》却找来了内地年轻导演徐展雄操刀。于冬之前看过徐展雄拍的《革命者》，那部电影让他看到了导演身上的两个特质：一是对历史有敬畏心，导演会花大把时间去研究史料、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二是导演有年轻化的叙事语言，能用今天的视角去讲过去的故事，“这一点特别重要，也是我们需要的，”于冬还拉来了老搭档刘伟强导演做监制。刘伟强在战争大场面的调度上经验非常丰富。他和徐展雄，一个负责战争戏的恢宏气势，一个负责人物情感的细腻表达，互补得非常好。另外，于冬还邀请来美术指导霍廷霄，摄影指导邵丹，他们都是拿过金鸡奖的优秀电影人，也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和校友，这样就凑齐了“学院派+实战派”的组合，既能保证历史严谨性和制作水准，也能跳出传统战争片的叙事套路，希望能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影感受。▲《四渡》全片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2025年1月，在贵州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电影《四渡》在贵州遵义正式开机，实景拍摄，4月杀青，拍摄时间与历史上“四渡赤水”时间线基本重合，复刻当年的环境。在于冬看来，如今的特效已经足够发达，绿幕可以模拟一切，但有些东西却是给不了的。他举了一个情景——娄山关大捷之后，毛主席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里描述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还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亲眼看到和用特效做出来，传递给人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主创拍到了那个画面，演员站在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里，那一刻他们的表演是真的会打动人的，我相信观众看到的时候也一定会被打动。”《四渡》全片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是在贵州完成，剧组上下为了这部电影真正重走了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路线。有句谚语形容贵州的气候和地形特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于冬回忆，剧组在拍摄期间几乎遇到了所有的极端天气，包括贵州特有的“凝冻”奇观，气温骤降、山路结冰，拍摄器材运不上去，人走路都是打滑。导演徐展雄后来跟他说，这可能是他拍过的最难的一部戏。但全剧组没有一个人抱怨过，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自己吃的这点苦，跟当年红军将士们吃的苦相比，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如今距离长征历史已近一个世纪，如何用新的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是创作团队一直在思考的核心问题。于冬注意到，“四渡赤水”虽然发生在90多年前，但多年来，这段历史在网上一直被网友不断地拿出来分析盘点，网上有相关的沙盘推演，还有很多军迷朋友都在解读这场战役。1983年版的《四渡赤水》也有很多观众在重温，这就意味着这次剧组必须想办法更新叙事的视角，用年轻人感兴趣的方式重现那段历史，也让更多人能看懂这场战役的精妙之处。于冬说，导演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在叙事上尝试采用了“双雄博弈”的视角——电影里，毛主席和蒋介石隔着一幅地图在对弈，仿佛处在同一空间，其实是在隔空斗智，这样的对比让观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场战役的智谋较量。另外团队还创作了一个原创角色，就是于适饰演的红军战士赵德发。他不是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那个时代无数红军战士的缩影。当年的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足20岁，甚至只有14-16岁，他们也有恐惧、有挣扎，但在信仰的支撑下选择了无畏前行，这和今天面临生活困境的一些年轻人是有共鸣的。▲于适在《四渡》中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在于冬看来，技术只是手段，真正打动观众的还是故事本身的情感力量。当年那群年轻人在绝境中没有放弃，靠着智慧和信念杀出了一条血路。这种精神，在90多年后依然有着能够击中人心的力量。于冬希望《四渡》能成为一部“留得下来的电影”。就像当年拍《长津湖》时他说的：这部电影不光是拍给今天的年轻人看的，也是拍给50年后的年轻人看的。长征精神不能只停留在口号里，不能只是课本上的几段文字，它应该是可感、可触、可学习的精神力量。对行业来说，于冬也希望这部片子能证明：中国电影人有能力用现代的电影语言讲好自己的历史故事。不用去模仿谁，也不用去讨好谁，踏实拍好中国人的故事，一样能拍出让观众心潮澎湃的作品。博纳主旋律创作经验：心怀敬畏、尊重规律2014年，博纳影业将红色经典故事《智取威虎山》搬上了银幕。筹备这个项目时，有很多人劝过于冬，说这种红色经典碰不得，拍好了是应该的，拍砸了是要挨骂的。但于冬觉得，“做电影的人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什么都别做了。”《智取威虎山》是于冬这代人从小看了无数遍的样板戏，杨子荣智斗“座山雕”本身就有很强的戏剧张力——打入匪巢、斗智斗勇、里应外合。“这不就是一个天然的动作片剧本吗？为什么不能用今天的技术和叙事方式重新讲一遍？”于冬去找了徐克导演，徐克看完剧本之后特别兴奋，因为故事里有他喜欢的“侠”的精神，这种孤胆英雄的气质，在任何时代都是打动人的。当时很多人对“红色经典+商业大片”的组合存疑，于冬却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后的结果是，《智取威虎山》以8.8亿票房成为当年贺岁档票房冠军。于冬觉得，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验证了一件事：主旋律电影可以用商业类型片的方式去表达，观众是买账的。从那天起，于冬就坚定了走商业主旋律影片这条路。之后，博纳影业一直在商业主旋律这条赛道上不断探索，拍出了一系列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作品。于冬回头看博纳影业这些年拍摄的作品，其创作理念确实是一步步进化来的。在于冬看来，“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更多是在探索“类型化”，把主旋律题材放进成熟的商业类型片框架里，动作片有动作片的拍法，警匪片有警匪片的拍法。这个阶段解决的是“好看”的问题。到了“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博纳开始更多关注真实事件和平凡英雄。这些电影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主角不是超级英雄，而是消防员、机长、乘务长这样的普通人。这个阶段解决的是“共情”的问题，要让观众觉得，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再到“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无名》《长津湖》系列），博纳追求的是工业水准+精神高度的双重突破。《长津湖》用了三位导演同时拍摄，86家特效公司参与后期，在电影工业化层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同时精神表达也比过去更深入，不再只是单纯的“打胜仗”，而是追问“为什么而战”“奉献和牺牲的意义是什么”。▲从上至下分别为博纳出品影片《智取威虎山》《中国机长》《长津湖》剧照。至于这个过程中博纳做对了什么，于冬认为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如果非要总结的话，就是八个字：心怀敬畏、尊重规律。“心怀敬畏”就是对历史、对题材、对观众有敬畏心。不管拍什么题材，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先去深入了解。拍《湄公河行动》的时候，创作团队去一线采访缉毒警察；拍《中国医生》的时候，团队深入武汉各大医院了解抗疫一线的情况；拍《四渡》的时候，主创重走了红军当年的长征路线。这些“笨方法”就是博纳多年来的经验，必须走这条路，没有这种深入，就拍不出真实感。“尊重规律”，就是尊重电影的创作规律。观众买票进电影院，第一需求是“好看”，如果连故事都讲不好，人物都立不住，想通过电影表达什么都是无效的。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把主流价值观跟故事融合，而不是“贴”在故事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这些精神内核，要通过人物的命运、情节的推进、情感的积累去传递给观众，不用强行灌输，你的诚意到了，观众自然会感受到。“尊重观众，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不居高临下地说教，只用真实的故事、鲜活的人物、精良的制作去打动他们。”【对话】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新京报：如何平衡影片的“叫好”与“叫座”始终是个难题。在项目策划初期，你如何判断一个主旋律题材具备商业潜力，有哪些具体的评估维度？于冬：首先看这个故事有没有普世的情感共鸣点，不管是家国情怀、兄弟情谊，还是对正义的追求、对生命的敬畏，这些情感是不分国界、不分时代的。如果能找到这个共鸣点，故事就有了基础。接下来就看故事有没有“真实的力量”。我特别喜欢做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因为真实本身就带有一种无法替代的力量。《中国机长》里刘传健机长说的那句“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不是编剧写出来的，是他亲口告诉我们的。这种源于现实的力量，是虚构故事很难达到的。第三点就是看故事本身有没有不可替代性，这个故事只有在这个时间节点讲才有意义。《四渡》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题材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我觉得这三点是一个故事能否吸引观众的基础，至于商业潜力，还要看市场时机，看档期，看竞品，看观众的当下心态，要考量的因素还是很多的。新京报：主旋律电影容易陷入说教刻板印象中，博纳是如何在“宏大叙事”和“个体命运”之间找到情感共振点的？于冬：“宏大叙事”提供的是历史背景和精神高度，但真正让观众落泪的，往往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在创作中始终坚持：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所以我们这几年的作品，主角都不是传统意义上高高在上的英雄形象，大部分是普通人，有恐惧、有牵挂、有挣扎，但在关键的时刻选择站出来。这个切入点之所以有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众从这些普通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新京报：从《红海行动》到《长津湖》，博纳在电影工业化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如何应用在《四渡》的拍摄中？于冬：电影工业化听起来是个很大的词，说白了就是“用专业的方法拍好电影”。我们之前有拍摄《红海行动》《长津湖》等主旋律大片的成功经验和积累，主要体现在制片管理的精细化和军事题材的专业化上。这些经验在《四渡》里都用上了，从战役时间线到战术部署逻辑，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影片《四渡》中，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新京报：博纳出品的《长津湖》系列以近100亿票房将新主流电影推向了新的高度，但这种投资规模、演员阵容可能之后很难再有了，之后的主旋律电影在投资规模、题材选择上会有什么变化？于冬：《长津湖》确实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三大导演联合拍摄、超大规模的制作、全行业的合力托举，那个时机、那个阵容，以后确实很难复制了。但我觉得这不是坏事。电影产业需要顺应时代，需要多元化发展，整个生态才会健康。而且大家也看到了，观众的审美变化非常快，过去那种“大场面+强煽情”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观众需要看到的是更真情实感的叙事和更真实可信的人物。新京报：近年来电影市场与观众口味变化迅速。博纳在2025年春节档的《蛟龙行动》遭遇了市场挑战，公司也面临业绩压力。你如何看待当前主旋律大片面临的市场新环境，是观众的审美疲劳，还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于冬：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过反思和总结，我觉得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是观众对“套路化的表达”疲劳了。过去几年，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包括大片阵容、大场面、强情绪等等，这些东西看多了，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再加上短视频、短剧等新媒介的冲击，观众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对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观众需要的是真诚，是创新，是质量，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新京报：面对挑战，博纳提出了向电影、短剧、中长剧全赛道布局的战略。这是否意味着公司对单一依赖“重工业”主旋律大片的模式在进行反思和调整？未来在内容上会如何拓宽边界？于冬：确实在做调整，但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一些原有的赛道。中国电影市场始终需要百花齐放，需要优秀的小成本影片，也需要头部大片去拉动市场、去展现电影工业的水平，这个方向不会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清一个现实：现在观众的观影习惯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花两个多小时坐在电影院里看完一部电影，但在手机上看一集十几分钟的短剧，已经成了日常。电影公司如果不去拥抱这些变化，就会被时代淘汰。所以拓展更多的内容形态和题材类型，包括关注AI影视、科幻等新的领域，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探索的方向。拓宽边界不是为了追逐热点，而是为了给观众提供更多元的选择。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在于冬看来，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新京报：你曾透露博纳会推出“海外三部曲”，包括中国企业家在华尔街的故事，以及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目前“海外三部曲”进展到什么阶段了？于冬：“海外三部曲”是我们计划推进的项目，但这类题材的创作难度比想象中大得多，因为涉及金融、跨境、文化冲突等多个维度，包括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更是敏感而复杂，剧本打磨了很多稿，目前还在积极推进中，因为要在尊重事实和保护隐私之间找到平衡，确实需要下很大功夫。所以我们不打算急于求成，毕竟好故事是需要时间打磨的，不能为赶进度而降低标准。新京报：博纳在AI影视业务上已有布局，如《三星堆：未来往事》等项目。新技术如何赋能主旋律大片的创作和生产？你如何看待AI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于冬：AI技术对影视行业的影响，我觉得才刚刚开始。在制作层面，AI确实可以极大提升效率，比如剧本的辅助写作、分镜的快速生成、特效的智能处理，这些都会让电影生产的周期更短、成本更低。但说到创作的核心，比如故事、情感、人性，这些东西是AI替代不了的。AI可以帮你计算什么样的情节最受欢迎，但它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失去孩子时的痛，无法体会一个战士在绝境中选择牺牲的勇气。好的电影之所以打动人心，恰恰是因为这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东西。所以我对待AI的态度始终是：积极拥抱，但不盲从。电影的灵魂，始终是人的情感和思想。新京报：作为中国民营电影企业的领军人物之一，你如何看待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瓶颈与突破点？于冬：我觉得最大的瓶颈不是制作水平的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已经毋庸置疑了，所谓的“瓶颈”可能更多体现在文化差异上。中国电影讲述的故事往往有很强的本土背景和情感逻辑，国外观众理解起来有门槛。而好莱坞电影之所以全球通行，是因为他们讲的是更通用的故事框架，比如个人英雄主义、拯救世界、爱情至上等等。所以我们要走出去，不只是单纯把自己的故事原封不动地端出去，还要思考如何找到跨文化的情感共鸣点。但不管多难，这条路必须走。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新京报：博纳坚持做主旋律大片这些年，支撑你一直走下来的动力是什么？于冬：观众的喜爱和支持，同行的理解和认可，以往成功作品不断被更多人看到和认可，这些都是我的动力。我在这个行业二十多年了，经历过很多次“低谷”和“寒冬”，每次觉得过不去的时候，都会想想之前做成功的那些片子，然后会想起跟那么多优秀的电影人一起同甘共苦过的日子，想到每次观众给我的真实反馈。有很多小故事我至今都记得，比如《长津湖》当年上映的时候，有很多年轻观众说自己看了电影才知道“冰雕连”的故事，看完电影回去查资料，越查越震撼；还有观众感谢我们拍了这部电影，让他们知道了家中父辈曾经经历过什么。包括这次拍《四渡》，每次我去片场，刘烨、王雷、于适都会拉着我聊天，跟我讲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饰演周恩来的王雷跟我说，他在化妆间第一次完成周恩来长征时期蓄须造型的时候，对着墙上那张周恩来蓄须明志的历史照片看了很久，看到眼睛湿润，那一刻他觉得他接近了这个人物。听到他说的时候我也深受触动。就是这些细节一直在打动我，也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动力。不是票房数字，不是行业地位，而是电影本身带来的那种不可替代的价值。我希望等我不做这一行的那一天，回过头来看，能说我参与制作的那些电影，有一些是真正留下来了、影响了人的，那就够了。新京报：未来博纳在主旋律题材创作上，还会布局哪些新的方向、新的题材，继续深化主旋律商业片的探索？于冬：未来的方向，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拓宽、下沉、创新。“拓宽”是说题材的多元化。主旋律不等于战争片，也不等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平凡生活中的英雄、各行各业中的坚守、中国人在海外的奋斗故事，这些都是主旋律可以也值得去表现的领域。我们已经在策划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和选择。“下沉”是说内容形态的多样化。除了大银幕电影，我们也会尝试用短剧、中长剧等形式去讲述主旋律故事，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能够接触到。“创新”是说表达方式的年轻化。主旋律电影不能固守原有的创作思维，要不断吸收新的叙事手法、新的技术手段、新的美学风格。就像这次我们在《四渡》中做的那些创新尝试，未来还会继续探索。说到底，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题材可以千变万化，表达可以不断创新。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值班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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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第一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定于3月4日14:00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北侧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进行现场直播。

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张彦君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贵州省委宣传部携手博纳影业集团等为观众献出了电影《四渡》。这部由徐展雄执导，刘烨饰演毛泽东，王雷饰演周恩来，王志飞饰演朱德，于适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的电影，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电影《四渡》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作为博纳影业掌门人的于冬认为，作为电影人，自己有责任用今天的影像技术将那段烽火岁月真正在大银幕上“活”起来。“‘四渡赤水’的精神跟当下时代太契合了——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和围堵，‘四渡赤水’告诉我们的就是：绝境中不要放弃，只要心怀信仰、灵活应变，就一定能找到希望的‘渡口’。”这十几年，博纳影业一直在主旋律商业电影赛道上深耕，出品了“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无名》《长津湖》系列）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但近几年，主旋律商业电影也面临新的市场环境和观众审美的改变，一些作品在市场上也遭遇了挑战，于冬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过反思和总结，在他看来，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是观众对“套路化的表达”疲劳了。过去几年，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包括阵容庞大、大场面、强情绪等等，这些东西看多了，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过去那种‘大场面+强煽情’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观众需要的是真诚、是创新、是质量，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尊重观众，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不居高临下地说教，不用强行灌输，你的诚意到了，观众自然会感受到。”▲于冬在《四渡》拍摄现场与主创交流。在于冬看来，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创作者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题材可以千变万化，表达可以不断创新。于冬说，这条路，他会一直走下去。《四渡》：用新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之前博纳影业出品的主旋律商业大片，一般会选择中国香港导演来执导，这次《四渡》却找来了内地年轻导演徐展雄操刀。于冬之前看过徐展雄拍的《革命者》，那部电影让他看到了导演身上的两个特质：一是对历史有敬畏心，导演会花大把时间去研究史料、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二是导演有年轻化的叙事语言，能用今天的视角去讲过去的故事，“这一点特别重要，也是我们需要的，”于冬还拉来了老搭档刘伟强导演做监制。刘伟强在战争大场面的调度上经验非常丰富。他和徐展雄，一个负责战争戏的恢宏气势，一个负责人物情感的细腻表达，互补得非常好。另外，于冬还邀请来美术指导霍廷霄，摄影指导邵丹，他们都是拿过金鸡奖的优秀电影人，也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和校友，这样就凑齐了“学院派+实战派”的组合，既能保证历史严谨性和制作水准，也能跳出传统战争片的叙事套路，希望能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影感受。▲《四渡》全片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2025年1月，在贵州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电影《四渡》在贵州遵义正式开机，实景拍摄，4月杀青，拍摄时间与历史上“四渡赤水”时间线基本重合，复刻当年的环境。在于冬看来，如今的特效已经足够发达，绿幕可以模拟一切，但有些东西却是给不了的。他举了一个情景——娄山关大捷之后，毛主席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里描述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还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亲眼看到和用特效做出来，传递给人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主创拍到了那个画面，演员站在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里，那一刻他们的表演是真的会打动人的，我相信观众看到的时候也一定会被打动。”《四渡》全片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是在贵州完成，剧组上下为了这部电影真正重走了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路线。有句谚语形容贵州的气候和地形特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于冬回忆，剧组在拍摄期间几乎遇到了所有的极端天气，包括贵州特有的“凝冻”奇观，气温骤降、山路结冰，拍摄器材运不上去，人走路都是打滑。导演徐展雄后来跟他说，这可能是他拍过的最难的一部戏。但全剧组没有一个人抱怨过，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自己吃的这点苦，跟当年红军将士们吃的苦相比，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如今距离长征历史已近一个世纪，如何用新的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是创作团队一直在思考的核心问题。于冬注意到，“四渡赤水”虽然发生在90多年前，但多年来，这段历史在网上一直被网友不断地拿出来分析盘点，网上有相关的沙盘推演，还有很多军迷朋友都在解读这场战役。1983年版的《四渡赤水》也有很多观众在重温，这就意味着这次剧组必须想办法更新叙事的视角，用年轻人感兴趣的方式重现那段历史，也让更多人能看懂这场战役的精妙之处。于冬说，导演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在叙事上尝试采用了“双雄博弈”的视角——电影里，毛主席和蒋介石隔着一幅地图在对弈，仿佛处在同一空间，其实是在隔空斗智，这样的对比让观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场战役的智谋较量。另外团队还创作了一个原创角色，就是于适饰演的红军战士赵德发。他不是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那个时代无数红军战士的缩影。当年的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足20岁，甚至只有14-16岁，他们也有恐惧、有挣扎，但在信仰的支撑下选择了无畏前行，这和今天面临生活困境的一些年轻人是有共鸣的。▲于适在《四渡》中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在于冬看来，技术只是手段，真正打动观众的还是故事本身的情感力量。当年那群年轻人在绝境中没有放弃，靠着智慧和信念杀出了一条血路。这种精神，在90多年后依然有着能够击中人心的力量。于冬希望《四渡》能成为一部“留得下来的电影”。就像当年拍《长津湖》时他说的：这部电影不光是拍给今天的年轻人看的，也是拍给50年后的年轻人看的。长征精神不能只停留在口号里，不能只是课本上的几段文字，它应该是可感、可触、可学习的精神力量。对行业来说，于冬也希望这部片子能证明：中国电影人有能力用现代的电影语言讲好自己的历史故事。不用去模仿谁，也不用去讨好谁，踏实拍好中国人的故事，一样能拍出让观众心潮澎湃的作品。博纳主旋律创作经验：心怀敬畏、尊重规律2014年，博纳影业将红色经典故事《智取威虎山》搬上了银幕。筹备这个项目时，有很多人劝过于冬，说这种红色经典碰不得，拍好了是应该的，拍砸了是要挨骂的。但于冬觉得，“做电影的人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什么都别做了。”《智取威虎山》是于冬这代人从小看了无数遍的样板戏，杨子荣智斗“座山雕”本身就有很强的戏剧张力——打入匪巢、斗智斗勇、里应外合。“这不就是一个天然的动作片剧本吗？为什么不能用今天的技术和叙事方式重新讲一遍？”于冬去找了徐克导演，徐克看完剧本之后特别兴奋，因为故事里有他喜欢的“侠”的精神，这种孤胆英雄的气质，在任何时代都是打动人的。当时很多人对“红色经典+商业大片”的组合存疑，于冬却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后的结果是，《智取威虎山》以8.8亿票房成为当年贺岁档票房冠军。于冬觉得，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验证了一件事：主旋律电影可以用商业类型片的方式去表达，观众是买账的。从那天起，于冬就坚定了走商业主旋律影片这条路。之后，博纳影业一直在商业主旋律这条赛道上不断探索，拍出了一系列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作品。于冬回头看博纳影业这些年拍摄的作品，其创作理念确实是一步步进化来的。在于冬看来，“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更多是在探索“类型化”，把主旋律题材放进成熟的商业类型片框架里，动作片有动作片的拍法，警匪片有警匪片的拍法。这个阶段解决的是“好看”的问题。到了“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博纳开始更多关注真实事件和平凡英雄。这些电影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主角不是超级英雄，而是消防员、机长、乘务长这样的普通人。这个阶段解决的是“共情”的问题，要让观众觉得，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再到“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无名》《长津湖》系列），博纳追求的是工业水准+精神高度的双重突破。《长津湖》用了三位导演同时拍摄，86家特效公司参与后期，在电影工业化层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同时精神表达也比过去更深入，不再只是单纯的“打胜仗”，而是追问“为什么而战”“奉献和牺牲的意义是什么”。▲从上至下分别为博纳出品影片《智取威虎山》《中国机长》《长津湖》剧照。至于这个过程中博纳做对了什么，于冬认为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如果非要总结的话，就是八个字：心怀敬畏、尊重规律。“心怀敬畏”就是对历史、对题材、对观众有敬畏心。不管拍什么题材，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先去深入了解。拍《湄公河行动》的时候，创作团队去一线采访缉毒警察；拍《中国医生》的时候，团队深入武汉各大医院了解抗疫一线的情况；拍《四渡》的时候，主创重走了红军当年的长征路线。这些“笨方法”就是博纳多年来的经验，必须走这条路，没有这种深入，就拍不出真实感。“尊重规律”，就是尊重电影的创作规律。观众买票进电影院，第一需求是“好看”，如果连故事都讲不好，人物都立不住，想通过电影表达什么都是无效的。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把主流价值观跟故事融合，而不是“贴”在故事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这些精神内核，要通过人物的命运、情节的推进、情感的积累去传递给观众，不用强行灌输，你的诚意到了，观众自然会感受到。“尊重观众，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不居高临下地说教，只用真实的故事、鲜活的人物、精良的制作去打动他们。”【对话】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新京报：如何平衡影片的“叫好”与“叫座”始终是个难题。在项目策划初期，你如何判断一个主旋律题材具备商业潜力，有哪些具体的评估维度？于冬：首先看这个故事有没有普世的情感共鸣点，不管是家国情怀、兄弟情谊，还是对正义的追求、对生命的敬畏，这些情感是不分国界、不分时代的。如果能找到这个共鸣点，故事就有了基础。接下来就看故事有没有“真实的力量”。我特别喜欢做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因为真实本身就带有一种无法替代的力量。《中国机长》里刘传健机长说的那句“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不是编剧写出来的，是他亲口告诉我们的。这种源于现实的力量，是虚构故事很难达到的。第三点就是看故事本身有没有不可替代性，这个故事只有在这个时间节点讲才有意义。《四渡》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题材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我觉得这三点是一个故事能否吸引观众的基础，至于商业潜力，还要看市场时机，看档期，看竞品，看观众的当下心态，要考量的因素还是很多的。新京报：主旋律电影容易陷入说教刻板印象中，博纳是如何在“宏大叙事”和“个体命运”之间找到情感共振点的？于冬：“宏大叙事”提供的是历史背景和精神高度，但真正让观众落泪的，往往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在创作中始终坚持：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所以我们这几年的作品，主角都不是传统意义上高高在上的英雄形象，大部分是普通人，有恐惧、有牵挂、有挣扎，但在关键的时刻选择站出来。这个切入点之所以有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众从这些普通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新京报：从《红海行动》到《长津湖》，博纳在电影工业化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如何应用在《四渡》的拍摄中？于冬：电影工业化听起来是个很大的词，说白了就是“用专业的方法拍好电影”。我们之前有拍摄《红海行动》《长津湖》等主旋律大片的成功经验和积累，主要体现在制片管理的精细化和军事题材的专业化上。这些经验在《四渡》里都用上了，从战役时间线到战术部署逻辑，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影片《四渡》中，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新京报：博纳出品的《长津湖》系列以近100亿票房将新主流电影推向了新的高度，但这种投资规模、演员阵容可能之后很难再有了，之后的主旋律电影在投资规模、题材选择上会有什么变化？于冬：《长津湖》确实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三大导演联合拍摄、超大规模的制作、全行业的合力托举，那个时机、那个阵容，以后确实很难复制了。但我觉得这不是坏事。电影产业需要顺应时代，需要多元化发展，整个生态才会健康。而且大家也看到了，观众的审美变化非常快，过去那种“大场面+强煽情”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观众需要看到的是更真情实感的叙事和更真实可信的人物。新京报：近年来电影市场与观众口味变化迅速。博纳在2025年春节档的《蛟龙行动》遭遇了市场挑战，公司也面临业绩压力。你如何看待当前主旋律大片面临的市场新环境，是观众的审美疲劳，还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于冬：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过反思和总结，我觉得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是观众对“套路化的表达”疲劳了。过去几年，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包括大片阵容、大场面、强情绪等等，这些东西看多了，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再加上短视频、短剧等新媒介的冲击，观众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对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观众需要的是真诚，是创新，是质量，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新京报：面对挑战，博纳提出了向电影、短剧、中长剧全赛道布局的战略。这是否意味着公司对单一依赖“重工业”主旋律大片的模式在进行反思和调整？未来在内容上会如何拓宽边界？于冬：确实在做调整，但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一些原有的赛道。中国电影市场始终需要百花齐放，需要优秀的小成本影片，也需要头部大片去拉动市场、去展现电影工业的水平，这个方向不会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清一个现实：现在观众的观影习惯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花两个多小时坐在电影院里看完一部电影，但在手机上看一集十几分钟的短剧，已经成了日常。电影公司如果不去拥抱这些变化，就会被时代淘汰。所以拓展更多的内容形态和题材类型，包括关注AI影视、科幻等新的领域，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探索的方向。拓宽边界不是为了追逐热点，而是为了给观众提供更多元的选择。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在于冬看来，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新京报：你曾透露博纳会推出“海外三部曲”，包括中国企业家在华尔街的故事，以及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目前“海外三部曲”进展到什么阶段了？于冬：“海外三部曲”是我们计划推进的项目，但这类题材的创作难度比想象中大得多，因为涉及金融、跨境、文化冲突等多个维度，包括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更是敏感而复杂，剧本打磨了很多稿，目前还在积极推进中，因为要在尊重事实和保护隐私之间找到平衡，确实需要下很大功夫。所以我们不打算急于求成，毕竟好故事是需要时间打磨的，不能为赶进度而降低标准。新京报：博纳在AI影视业务上已有布局，如《三星堆：未来往事》等项目。新技术如何赋能主旋律大片的创作和生产？你如何看待AI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于冬：AI技术对影视行业的影响，我觉得才刚刚开始。在制作层面，AI确实可以极大提升效率，比如剧本的辅助写作、分镜的快速生成、特效的智能处理，这些都会让电影生产的周期更短、成本更低。但说到创作的核心，比如故事、情感、人性，这些东西是AI替代不了的。AI可以帮你计算什么样的情节最受欢迎，但它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失去孩子时的痛，无法体会一个战士在绝境中选择牺牲的勇气。好的电影之所以打动人心，恰恰是因为这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东西。所以我对待AI的态度始终是：积极拥抱，但不盲从。电影的灵魂，始终是人的情感和思想。新京报：作为中国民营电影企业的领军人物之一，你如何看待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瓶颈与突破点？于冬：我觉得最大的瓶颈不是制作水平的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已经毋庸置疑了，所谓的“瓶颈”可能更多体现在文化差异上。中国电影讲述的故事往往有很强的本土背景和情感逻辑，国外观众理解起来有门槛。而好莱坞电影之所以全球通行，是因为他们讲的是更通用的故事框架，比如个人英雄主义、拯救世界、爱情至上等等。所以我们要走出去，不只是单纯把自己的故事原封不动地端出去，还要思考如何找到跨文化的情感共鸣点。但不管多难，这条路必须走。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新京报：博纳坚持做主旋律大片这些年，支撑你一直走下来的动力是什么？于冬：观众的喜爱和支持，同行的理解和认可，以往成功作品不断被更多人看到和认可，这些都是我的动力。我在这个行业二十多年了，经历过很多次“低谷”和“寒冬”，每次觉得过不去的时候，都会想想之前做成功的那些片子，然后会想起跟那么多优秀的电影人一起同甘共苦过的日子，想到每次观众给我的真实反馈。有很多小故事我至今都记得，比如《长津湖》当年上映的时候，有很多年轻观众说自己看了电影才知道“冰雕连”的故事，看完电影回去查资料，越查越震撼；还有观众感谢我们拍了这部电影，让他们知道了家中父辈曾经经历过什么。包括这次拍《四渡》，每次我去片场，刘烨、王雷、于适都会拉着我聊天，跟我讲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饰演周恩来的王雷跟我说，他在化妆间第一次完成周恩来长征时期蓄须造型的时候，对着墙上那张周恩来蓄须明志的历史照片看了很久，看到眼睛湿润，那一刻他觉得他接近了这个人物。听到他说的时候我也深受触动。就是这些细节一直在打动我，也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动力。不是票房数字，不是行业地位，而是电影本身带来的那种不可替代的价值。我希望等我不做这一行的那一天，回过头来看，能说我参与制作的那些电影，有一些是真正留下来了、影响了人的，那就够了。新京报：未来博纳在主旋律题材创作上，还会布局哪些新的方向、新的题材，继续深化主旋律商业片的探索？于冬：未来的方向，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拓宽、下沉、创新。“拓宽”是说题材的多元化。主旋律不等于战争片，也不等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平凡生活中的英雄、各行各业中的坚守、中国人在海外的奋斗故事，这些都是主旋律可以也值得去表现的领域。我们已经在策划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和选择。“下沉”是说内容形态的多样化。除了大银幕电影，我们也会尝试用短剧、中长剧等形式去讲述主旋律故事，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能够接触到。“创新”是说表达方式的年轻化。主旋律电影不能固守原有的创作思维，要不断吸收新的叙事手法、新的技术手段、新的美学风格。就像这次我们在《四渡》中做的那些创新尝试，未来还会继续探索。说到底，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题材可以千变万化，表达可以不断创新。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值班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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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张彦君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贵州省委宣传部携手博纳影业集团等为观众献出了电影《四渡》。这部由徐展雄执导，刘烨饰演毛泽东，王雷饰演周恩来，王志飞饰演朱德，于适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的电影，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电影《四渡》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作为博纳影业掌门人的于冬认为，作为电影人，自己有责任用今天的影像技术将那段烽火岁月真正在大银幕上“活”起来。“‘四渡赤水’的精神跟当下时代太契合了——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和围堵，‘四渡赤水’告诉我们的就是：绝境中不要放弃，只要心怀信仰、灵活应变，就一定能找到希望的‘渡口’。”这十几年，博纳影业一直在主旋律商业电影赛道上深耕，出品了“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无名》《长津湖》系列）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但近几年，主旋律商业电影也面临新的市场环境和观众审美的改变，一些作品在市场上也遭遇了挑战，于冬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过反思和总结，在他看来，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是观众对“套路化的表达”疲劳了。过去几年，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包括阵容庞大、大场面、强情绪等等，这些东西看多了，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过去那种‘大场面+强煽情’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观众需要的是真诚、是创新、是质量，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尊重观众，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不居高临下地说教，不用强行灌输，你的诚意到了，观众自然会感受到。”▲于冬在《四渡》拍摄现场与主创交流。在于冬看来，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创作者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题材可以千变万化，表达可以不断创新。于冬说，这条路，他会一直走下去。《四渡》：用新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之前博纳影业出品的主旋律商业大片，一般会选择中国香港导演来执导，这次《四渡》却找来了内地年轻导演徐展雄操刀。于冬之前看过徐展雄拍的《革命者》，那部电影让他看到了导演身上的两个特质：一是对历史有敬畏心，导演会花大把时间去研究史料、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二是导演有年轻化的叙事语言，能用今天的视角去讲过去的故事，“这一点特别重要，也是我们需要的，”于冬还拉来了老搭档刘伟强导演做监制。刘伟强在战争大场面的调度上经验非常丰富。他和徐展雄，一个负责战争戏的恢宏气势，一个负责人物情感的细腻表达，互补得非常好。另外，于冬还邀请来美术指导霍廷霄，摄影指导邵丹，他们都是拿过金鸡奖的优秀电影人，也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和校友，这样就凑齐了“学院派+实战派”的组合，既能保证历史严谨性和制作水准，也能跳出传统战争片的叙事套路，希望能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影感受。▲《四渡》全片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2025年1月，在贵州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电影《四渡》在贵州遵义正式开机，实景拍摄，4月杀青，拍摄时间与历史上“四渡赤水”时间线基本重合，复刻当年的环境。在于冬看来，如今的特效已经足够发达，绿幕可以模拟一切，但有些东西却是给不了的。他举了一个情景——娄山关大捷之后，毛主席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里描述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还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亲眼看到和用特效做出来，传递给人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主创拍到了那个画面，演员站在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里，那一刻他们的表演是真的会打动人的，我相信观众看到的时候也一定会被打动。”《四渡》全片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是在贵州完成，剧组上下为了这部电影真正重走了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路线。有句谚语形容贵州的气候和地形特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于冬回忆，剧组在拍摄期间几乎遇到了所有的极端天气，包括贵州特有的“凝冻”奇观，气温骤降、山路结冰，拍摄器材运不上去，人走路都是打滑。导演徐展雄后来跟他说，这可能是他拍过的最难的一部戏。但全剧组没有一个人抱怨过，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自己吃的这点苦，跟当年红军将士们吃的苦相比，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如今距离长征历史已近一个世纪，如何用新的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是创作团队一直在思考的核心问题。于冬注意到，“四渡赤水”虽然发生在90多年前，但多年来，这段历史在网上一直被网友不断地拿出来分析盘点，网上有相关的沙盘推演，还有很多军迷朋友都在解读这场战役。1983年版的《四渡赤水》也有很多观众在重温，这就意味着这次剧组必须想办法更新叙事的视角，用年轻人感兴趣的方式重现那段历史，也让更多人能看懂这场战役的精妙之处。于冬说，导演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在叙事上尝试采用了“双雄博弈”的视角——电影里，毛主席和蒋介石隔着一幅地图在对弈，仿佛处在同一空间，其实是在隔空斗智，这样的对比让观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场战役的智谋较量。另外团队还创作了一个原创角色，就是于适饰演的红军战士赵德发。他不是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那个时代无数红军战士的缩影。当年的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足20岁，甚至只有14-16岁，他们也有恐惧、有挣扎，但在信仰的支撑下选择了无畏前行，这和今天面临生活困境的一些年轻人是有共鸣的。▲于适在《四渡》中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在于冬看来，技术只是手段，真正打动观众的还是故事本身的情感力量。当年那群年轻人在绝境中没有放弃，靠着智慧和信念杀出了一条血路。这种精神，在90多年后依然有着能够击中人心的力量。于冬希望《四渡》能成为一部“留得下来的电影”。就像当年拍《长津湖》时他说的：这部电影不光是拍给今天的年轻人看的，也是拍给50年后的年轻人看的。长征精神不能只停留在口号里，不能只是课本上的几段文字，它应该是可感、可触、可学习的精神力量。对行业来说，于冬也希望这部片子能证明：中国电影人有能力用现代的电影语言讲好自己的历史故事。不用去模仿谁，也不用去讨好谁，踏实拍好中国人的故事，一样能拍出让观众心潮澎湃的作品。博纳主旋律创作经验：心怀敬畏、尊重规律2014年，博纳影业将红色经典故事《智取威虎山》搬上了银幕。筹备这个项目时，有很多人劝过于冬，说这种红色经典碰不得，拍好了是应该的，拍砸了是要挨骂的。但于冬觉得，“做电影的人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什么都别做了。”《智取威虎山》是于冬这代人从小看了无数遍的样板戏，杨子荣智斗“座山雕”本身就有很强的戏剧张力——打入匪巢、斗智斗勇、里应外合。“这不就是一个天然的动作片剧本吗？为什么不能用今天的技术和叙事方式重新讲一遍？”于冬去找了徐克导演，徐克看完剧本之后特别兴奋，因为故事里有他喜欢的“侠”的精神，这种孤胆英雄的气质，在任何时代都是打动人的。当时很多人对“红色经典+商业大片”的组合存疑，于冬却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后的结果是，《智取威虎山》以8.8亿票房成为当年贺岁档票房冠军。于冬觉得，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验证了一件事：主旋律电影可以用商业类型片的方式去表达，观众是买账的。从那天起，于冬就坚定了走商业主旋律影片这条路。之后，博纳影业一直在商业主旋律这条赛道上不断探索，拍出了一系列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作品。于冬回头看博纳影业这些年拍摄的作品，其创作理念确实是一步步进化来的。在于冬看来，“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更多是在探索“类型化”，把主旋律题材放进成熟的商业类型片框架里，动作片有动作片的拍法，警匪片有警匪片的拍法。这个阶段解决的是“好看”的问题。到了“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博纳开始更多关注真实事件和平凡英雄。这些电影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主角不是超级英雄，而是消防员、机长、乘务长这样的普通人。这个阶段解决的是“共情”的问题，要让观众觉得，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再到“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无名》《长津湖》系列），博纳追求的是工业水准+精神高度的双重突破。《长津湖》用了三位导演同时拍摄，86家特效公司参与后期，在电影工业化层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同时精神表达也比过去更深入，不再只是单纯的“打胜仗”，而是追问“为什么而战”“奉献和牺牲的意义是什么”。▲从上至下分别为博纳出品影片《智取威虎山》《中国机长》《长津湖》剧照。至于这个过程中博纳做对了什么，于冬认为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如果非要总结的话，就是八个字：心怀敬畏、尊重规律。“心怀敬畏”就是对历史、对题材、对观众有敬畏心。不管拍什么题材，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先去深入了解。拍《湄公河行动》的时候，创作团队去一线采访缉毒警察；拍《中国医生》的时候，团队深入武汉各大医院了解抗疫一线的情况；拍《四渡》的时候，主创重走了红军当年的长征路线。这些“笨方法”就是博纳多年来的经验，必须走这条路，没有这种深入，就拍不出真实感。“尊重规律”，就是尊重电影的创作规律。观众买票进电影院，第一需求是“好看”，如果连故事都讲不好，人物都立不住，想通过电影表达什么都是无效的。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把主流价值观跟故事融合，而不是“贴”在故事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这些精神内核，要通过人物的命运、情节的推进、情感的积累去传递给观众，不用强行灌输，你的诚意到了，观众自然会感受到。“尊重观众，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不居高临下地说教，只用真实的故事、鲜活的人物、精良的制作去打动他们。”【对话】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新京报：如何平衡影片的“叫好”与“叫座”始终是个难题。在项目策划初期，你如何判断一个主旋律题材具备商业潜力，有哪些具体的评估维度？于冬：首先看这个故事有没有普世的情感共鸣点，不管是家国情怀、兄弟情谊，还是对正义的追求、对生命的敬畏，这些情感是不分国界、不分时代的。如果能找到这个共鸣点，故事就有了基础。接下来就看故事有没有“真实的力量”。我特别喜欢做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因为真实本身就带有一种无法替代的力量。《中国机长》里刘传健机长说的那句“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不是编剧写出来的，是他亲口告诉我们的。这种源于现实的力量，是虚构故事很难达到的。第三点就是看故事本身有没有不可替代性，这个故事只有在这个时间节点讲才有意义。《四渡》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题材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我觉得这三点是一个故事能否吸引观众的基础，至于商业潜力，还要看市场时机，看档期，看竞品，看观众的当下心态，要考量的因素还是很多的。新京报：主旋律电影容易陷入说教刻板印象中，博纳是如何在“宏大叙事”和“个体命运”之间找到情感共振点的？于冬：“宏大叙事”提供的是历史背景和精神高度，但真正让观众落泪的，往往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在创作中始终坚持：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所以我们这几年的作品，主角都不是传统意义上高高在上的英雄形象，大部分是普通人，有恐惧、有牵挂、有挣扎，但在关键的时刻选择站出来。这个切入点之所以有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众从这些普通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新京报：从《红海行动》到《长津湖》，博纳在电影工业化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如何应用在《四渡》的拍摄中？于冬：电影工业化听起来是个很大的词，说白了就是“用专业的方法拍好电影”。我们之前有拍摄《红海行动》《长津湖》等主旋律大片的成功经验和积累，主要体现在制片管理的精细化和军事题材的专业化上。这些经验在《四渡》里都用上了，从战役时间线到战术部署逻辑，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影片《四渡》中，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新京报：博纳出品的《长津湖》系列以近100亿票房将新主流电影推向了新的高度，但这种投资规模、演员阵容可能之后很难再有了，之后的主旋律电影在投资规模、题材选择上会有什么变化？于冬：《长津湖》确实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三大导演联合拍摄、超大规模的制作、全行业的合力托举，那个时机、那个阵容，以后确实很难复制了。但我觉得这不是坏事。电影产业需要顺应时代，需要多元化发展，整个生态才会健康。而且大家也看到了，观众的审美变化非常快，过去那种“大场面+强煽情”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观众需要看到的是更真情实感的叙事和更真实可信的人物。新京报：近年来电影市场与观众口味变化迅速。博纳在2025年春节档的《蛟龙行动》遭遇了市场挑战，公司也面临业绩压力。你如何看待当前主旋律大片面临的市场新环境，是观众的审美疲劳，还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于冬：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过反思和总结，我觉得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是观众对“套路化的表达”疲劳了。过去几年，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包括大片阵容、大场面、强情绪等等，这些东西看多了，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再加上短视频、短剧等新媒介的冲击，观众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对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观众需要的是真诚，是创新，是质量，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新京报：面对挑战，博纳提出了向电影、短剧、中长剧全赛道布局的战略。这是否意味着公司对单一依赖“重工业”主旋律大片的模式在进行反思和调整？未来在内容上会如何拓宽边界？于冬：确实在做调整，但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一些原有的赛道。中国电影市场始终需要百花齐放，需要优秀的小成本影片，也需要头部大片去拉动市场、去展现电影工业的水平，这个方向不会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清一个现实：现在观众的观影习惯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花两个多小时坐在电影院里看完一部电影，但在手机上看一集十几分钟的短剧，已经成了日常。电影公司如果不去拥抱这些变化，就会被时代淘汰。所以拓展更多的内容形态和题材类型，包括关注AI影视、科幻等新的领域，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探索的方向。拓宽边界不是为了追逐热点，而是为了给观众提供更多元的选择。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在于冬看来，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新京报：你曾透露博纳会推出“海外三部曲”，包括中国企业家在华尔街的故事，以及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目前“海外三部曲”进展到什么阶段了？于冬：“海外三部曲”是我们计划推进的项目，但这类题材的创作难度比想象中大得多，因为涉及金融、跨境、文化冲突等多个维度，包括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更是敏感而复杂，剧本打磨了很多稿，目前还在积极推进中，因为要在尊重事实和保护隐私之间找到平衡，确实需要下很大功夫。所以我们不打算急于求成，毕竟好故事是需要时间打磨的，不能为赶进度而降低标准。新京报：博纳在AI影视业务上已有布局，如《三星堆：未来往事》等项目。新技术如何赋能主旋律大片的创作和生产？你如何看待AI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于冬：AI技术对影视行业的影响，我觉得才刚刚开始。在制作层面，AI确实可以极大提升效率，比如剧本的辅助写作、分镜的快速生成、特效的智能处理，这些都会让电影生产的周期更短、成本更低。但说到创作的核心，比如故事、情感、人性，这些东西是AI替代不了的。AI可以帮你计算什么样的情节最受欢迎，但它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失去孩子时的痛，无法体会一个战士在绝境中选择牺牲的勇气。好的电影之所以打动人心，恰恰是因为这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东西。所以我对待AI的态度始终是：积极拥抱，但不盲从。电影的灵魂，始终是人的情感和思想。新京报：作为中国民营电影企业的领军人物之一，你如何看待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瓶颈与突破点？于冬：我觉得最大的瓶颈不是制作水平的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已经毋庸置疑了，所谓的“瓶颈”可能更多体现在文化差异上。中国电影讲述的故事往往有很强的本土背景和情感逻辑，国外观众理解起来有门槛。而好莱坞电影之所以全球通行，是因为他们讲的是更通用的故事框架，比如个人英雄主义、拯救世界、爱情至上等等。所以我们要走出去，不只是单纯把自己的故事原封不动地端出去，还要思考如何找到跨文化的情感共鸣点。但不管多难，这条路必须走。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新京报：博纳坚持做主旋律大片这些年，支撑你一直走下来的动力是什么？于冬：观众的喜爱和支持，同行的理解和认可，以往成功作品不断被更多人看到和认可，这些都是我的动力。我在这个行业二十多年了，经历过很多次“低谷”和“寒冬”，每次觉得过不去的时候，都会想想之前做成功的那些片子，然后会想起跟那么多优秀的电影人一起同甘共苦过的日子，想到每次观众给我的真实反馈。有很多小故事我至今都记得，比如《长津湖》当年上映的时候，有很多年轻观众说自己看了电影才知道“冰雕连”的故事，看完电影回去查资料，越查越震撼；还有观众感谢我们拍了这部电影，让他们知道了家中父辈曾经经历过什么。包括这次拍《四渡》，每次我去片场，刘烨、王雷、于适都会拉着我聊天，跟我讲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饰演周恩来的王雷跟我说，他在化妆间第一次完成周恩来长征时期蓄须造型的时候，对着墙上那张周恩来蓄须明志的历史照片看了很久，看到眼睛湿润，那一刻他觉得他接近了这个人物。听到他说的时候我也深受触动。就是这些细节一直在打动我，也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动力。不是票房数字，不是行业地位，而是电影本身带来的那种不可替代的价值。我希望等我不做这一行的那一天，回过头来看，能说我参与制作的那些电影，有一些是真正留下来了、影响了人的，那就够了。新京报：未来博纳在主旋律题材创作上，还会布局哪些新的方向、新的题材，继续深化主旋律商业片的探索？于冬：未来的方向，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拓宽、下沉、创新。“拓宽”是说题材的多元化。主旋律不等于战争片，也不等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平凡生活中的英雄、各行各业中的坚守、中国人在海外的奋斗故事，这些都是主旋律可以也值得去表现的领域。我们已经在策划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和选择。“下沉”是说内容形态的多样化。除了大银幕电影，我们也会尝试用短剧、中长剧等形式去讲述主旋律故事，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能够接触到。“创新”是说表达方式的年轻化。主旋律电影不能固守原有的创作思维，要不断吸收新的叙事手法、新的技术手段、新的美学风格。就像这次我们在《四渡》中做的那些创新尝试，未来还会继续探索。说到底，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题材可以千变万化，表达可以不断创新。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值班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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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张彦君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贵州省委宣传部携手博纳影业集团等为观众献出了电影《四渡》。这部由徐展雄执导，刘烨饰演毛泽东，王雷饰演周恩来，王志飞饰演朱德，于适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的电影，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电影《四渡》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作为博纳影业掌门人的于冬认为，作为电影人，自己有责任用今天的影像技术将那段烽火岁月真正在大银幕上“活”起来。“‘四渡赤水’的精神跟当下时代太契合了——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和围堵，‘四渡赤水’告诉我们的就是：绝境中不要放弃，只要心怀信仰、灵活应变，就一定能找到希望的‘渡口’。”这十几年，博纳影业一直在主旋律商业电影赛道上深耕，出品了“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无名》《长津湖》系列）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但近几年，主旋律商业电影也面临新的市场环境和观众审美的改变，一些作品在市场上也遭遇了挑战，于冬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过反思和总结，在他看来，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是观众对“套路化的表达”疲劳了。过去几年，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包括阵容庞大、大场面、强情绪等等，这些东西看多了，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过去那种‘大场面+强煽情’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观众需要的是真诚、是创新、是质量，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尊重观众，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不居高临下地说教，不用强行灌输，你的诚意到了，观众自然会感受到。”▲于冬在《四渡》拍摄现场与主创交流。在于冬看来，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创作者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题材可以千变万化，表达可以不断创新。于冬说，这条路，他会一直走下去。《四渡》：用新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之前博纳影业出品的主旋律商业大片，一般会选择中国香港导演来执导，这次《四渡》却找来了内地年轻导演徐展雄操刀。于冬之前看过徐展雄拍的《革命者》，那部电影让他看到了导演身上的两个特质：一是对历史有敬畏心，导演会花大把时间去研究史料、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二是导演有年轻化的叙事语言，能用今天的视角去讲过去的故事，“这一点特别重要，也是我们需要的，”于冬还拉来了老搭档刘伟强导演做监制。刘伟强在战争大场面的调度上经验非常丰富。他和徐展雄，一个负责战争戏的恢宏气势，一个负责人物情感的细腻表达，互补得非常好。另外，于冬还邀请来美术指导霍廷霄，摄影指导邵丹，他们都是拿过金鸡奖的优秀电影人，也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和校友，这样就凑齐了“学院派+实战派”的组合，既能保证历史严谨性和制作水准，也能跳出传统战争片的叙事套路，希望能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影感受。▲《四渡》全片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2025年1月，在贵州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电影《四渡》在贵州遵义正式开机，实景拍摄，4月杀青，拍摄时间与历史上“四渡赤水”时间线基本重合，复刻当年的环境。在于冬看来，如今的特效已经足够发达，绿幕可以模拟一切，但有些东西却是给不了的。他举了一个情景——娄山关大捷之后，毛主席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里描述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还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亲眼看到和用特效做出来，传递给人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主创拍到了那个画面，演员站在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里，那一刻他们的表演是真的会打动人的，我相信观众看到的时候也一定会被打动。”《四渡》全片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是在贵州完成，剧组上下为了这部电影真正重走了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路线。有句谚语形容贵州的气候和地形特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于冬回忆，剧组在拍摄期间几乎遇到了所有的极端天气，包括贵州特有的“凝冻”奇观，气温骤降、山路结冰，拍摄器材运不上去，人走路都是打滑。导演徐展雄后来跟他说，这可能是他拍过的最难的一部戏。但全剧组没有一个人抱怨过，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自己吃的这点苦，跟当年红军将士们吃的苦相比，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如今距离长征历史已近一个世纪，如何用新的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是创作团队一直在思考的核心问题。于冬注意到，“四渡赤水”虽然发生在90多年前，但多年来，这段历史在网上一直被网友不断地拿出来分析盘点，网上有相关的沙盘推演，还有很多军迷朋友都在解读这场战役。1983年版的《四渡赤水》也有很多观众在重温，这就意味着这次剧组必须想办法更新叙事的视角，用年轻人感兴趣的方式重现那段历史，也让更多人能看懂这场战役的精妙之处。于冬说，导演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在叙事上尝试采用了“双雄博弈”的视角——电影里，毛主席和蒋介石隔着一幅地图在对弈，仿佛处在同一空间，其实是在隔空斗智，这样的对比让观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场战役的智谋较量。另外团队还创作了一个原创角色，就是于适饰演的红军战士赵德发。他不是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那个时代无数红军战士的缩影。当年的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足20岁，甚至只有14-16岁，他们也有恐惧、有挣扎，但在信仰的支撑下选择了无畏前行，这和今天面临生活困境的一些年轻人是有共鸣的。▲于适在《四渡》中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在于冬看来，技术只是手段，真正打动观众的还是故事本身的情感力量。当年那群年轻人在绝境中没有放弃，靠着智慧和信念杀出了一条血路。这种精神，在90多年后依然有着能够击中人心的力量。于冬希望《四渡》能成为一部“留得下来的电影”。就像当年拍《长津湖》时他说的：这部电影不光是拍给今天的年轻人看的，也是拍给50年后的年轻人看的。长征精神不能只停留在口号里，不能只是课本上的几段文字，它应该是可感、可触、可学习的精神力量。对行业来说，于冬也希望这部片子能证明：中国电影人有能力用现代的电影语言讲好自己的历史故事。不用去模仿谁，也不用去讨好谁，踏实拍好中国人的故事，一样能拍出让观众心潮澎湃的作品。博纳主旋律创作经验：心怀敬畏、尊重规律2014年，博纳影业将红色经典故事《智取威虎山》搬上了银幕。筹备这个项目时，有很多人劝过于冬，说这种红色经典碰不得，拍好了是应该的，拍砸了是要挨骂的。但于冬觉得，“做电影的人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什么都别做了。”《智取威虎山》是于冬这代人从小看了无数遍的样板戏，杨子荣智斗“座山雕”本身就有很强的戏剧张力——打入匪巢、斗智斗勇、里应外合。“这不就是一个天然的动作片剧本吗？为什么不能用今天的技术和叙事方式重新讲一遍？”于冬去找了徐克导演，徐克看完剧本之后特别兴奋，因为故事里有他喜欢的“侠”的精神，这种孤胆英雄的气质，在任何时代都是打动人的。当时很多人对“红色经典+商业大片”的组合存疑，于冬却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后的结果是，《智取威虎山》以8.8亿票房成为当年贺岁档票房冠军。于冬觉得，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验证了一件事：主旋律电影可以用商业类型片的方式去表达，观众是买账的。从那天起，于冬就坚定了走商业主旋律影片这条路。之后，博纳影业一直在商业主旋律这条赛道上不断探索，拍出了一系列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作品。于冬回头看博纳影业这些年拍摄的作品，其创作理念确实是一步步进化来的。在于冬看来，“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更多是在探索“类型化”，把主旋律题材放进成熟的商业类型片框架里，动作片有动作片的拍法，警匪片有警匪片的拍法。这个阶段解决的是“好看”的问题。到了“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博纳开始更多关注真实事件和平凡英雄。这些电影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主角不是超级英雄，而是消防员、机长、乘务长这样的普通人。这个阶段解决的是“共情”的问题，要让观众觉得，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再到“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无名》《长津湖》系列），博纳追求的是工业水准+精神高度的双重突破。《长津湖》用了三位导演同时拍摄，86家特效公司参与后期，在电影工业化层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同时精神表达也比过去更深入，不再只是单纯的“打胜仗”，而是追问“为什么而战”“奉献和牺牲的意义是什么”。▲从上至下分别为博纳出品影片《智取威虎山》《中国机长》《长津湖》剧照。至于这个过程中博纳做对了什么，于冬认为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如果非要总结的话，就是八个字：心怀敬畏、尊重规律。“心怀敬畏”就是对历史、对题材、对观众有敬畏心。不管拍什么题材，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先去深入了解。拍《湄公河行动》的时候，创作团队去一线采访缉毒警察；拍《中国医生》的时候，团队深入武汉各大医院了解抗疫一线的情况；拍《四渡》的时候，主创重走了红军当年的长征路线。这些“笨方法”就是博纳多年来的经验，必须走这条路，没有这种深入，就拍不出真实感。“尊重规律”，就是尊重电影的创作规律。观众买票进电影院，第一需求是“好看”，如果连故事都讲不好，人物都立不住，想通过电影表达什么都是无效的。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把主流价值观跟故事融合，而不是“贴”在故事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这些精神内核，要通过人物的命运、情节的推进、情感的积累去传递给观众，不用强行灌输，你的诚意到了，观众自然会感受到。“尊重观众，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不居高临下地说教，只用真实的故事、鲜活的人物、精良的制作去打动他们。”【对话】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新京报：如何平衡影片的“叫好”与“叫座”始终是个难题。在项目策划初期，你如何判断一个主旋律题材具备商业潜力，有哪些具体的评估维度？于冬：首先看这个故事有没有普世的情感共鸣点，不管是家国情怀、兄弟情谊，还是对正义的追求、对生命的敬畏，这些情感是不分国界、不分时代的。如果能找到这个共鸣点，故事就有了基础。接下来就看故事有没有“真实的力量”。我特别喜欢做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因为真实本身就带有一种无法替代的力量。《中国机长》里刘传健机长说的那句“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不是编剧写出来的，是他亲口告诉我们的。这种源于现实的力量，是虚构故事很难达到的。第三点就是看故事本身有没有不可替代性，这个故事只有在这个时间节点讲才有意义。《四渡》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题材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我觉得这三点是一个故事能否吸引观众的基础，至于商业潜力，还要看市场时机，看档期，看竞品，看观众的当下心态，要考量的因素还是很多的。新京报：主旋律电影容易陷入说教刻板印象中，博纳是如何在“宏大叙事”和“个体命运”之间找到情感共振点的？于冬：“宏大叙事”提供的是历史背景和精神高度，但真正让观众落泪的，往往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在创作中始终坚持：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所以我们这几年的作品，主角都不是传统意义上高高在上的英雄形象，大部分是普通人，有恐惧、有牵挂、有挣扎，但在关键的时刻选择站出来。这个切入点之所以有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众从这些普通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新京报：从《红海行动》到《长津湖》，博纳在电影工业化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如何应用在《四渡》的拍摄中？于冬：电影工业化听起来是个很大的词，说白了就是“用专业的方法拍好电影”。我们之前有拍摄《红海行动》《长津湖》等主旋律大片的成功经验和积累，主要体现在制片管理的精细化和军事题材的专业化上。这些经验在《四渡》里都用上了，从战役时间线到战术部署逻辑，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影片《四渡》中，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新京报：博纳出品的《长津湖》系列以近100亿票房将新主流电影推向了新的高度，但这种投资规模、演员阵容可能之后很难再有了，之后的主旋律电影在投资规模、题材选择上会有什么变化？于冬：《长津湖》确实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三大导演联合拍摄、超大规模的制作、全行业的合力托举，那个时机、那个阵容，以后确实很难复制了。但我觉得这不是坏事。电影产业需要顺应时代，需要多元化发展，整个生态才会健康。而且大家也看到了，观众的审美变化非常快，过去那种“大场面+强煽情”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观众需要看到的是更真情实感的叙事和更真实可信的人物。新京报：近年来电影市场与观众口味变化迅速。博纳在2025年春节档的《蛟龙行动》遭遇了市场挑战，公司也面临业绩压力。你如何看待当前主旋律大片面临的市场新环境，是观众的审美疲劳，还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于冬：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过反思和总结，我觉得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是观众对“套路化的表达”疲劳了。过去几年，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包括大片阵容、大场面、强情绪等等，这些东西看多了，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再加上短视频、短剧等新媒介的冲击，观众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对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观众需要的是真诚，是创新，是质量，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新京报：面对挑战，博纳提出了向电影、短剧、中长剧全赛道布局的战略。这是否意味着公司对单一依赖“重工业”主旋律大片的模式在进行反思和调整？未来在内容上会如何拓宽边界？于冬：确实在做调整，但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一些原有的赛道。中国电影市场始终需要百花齐放，需要优秀的小成本影片，也需要头部大片去拉动市场、去展现电影工业的水平，这个方向不会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清一个现实：现在观众的观影习惯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花两个多小时坐在电影院里看完一部电影，但在手机上看一集十几分钟的短剧，已经成了日常。电影公司如果不去拥抱这些变化，就会被时代淘汰。所以拓展更多的内容形态和题材类型，包括关注AI影视、科幻等新的领域，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探索的方向。拓宽边界不是为了追逐热点，而是为了给观众提供更多元的选择。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在于冬看来，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新京报：你曾透露博纳会推出“海外三部曲”，包括中国企业家在华尔街的故事，以及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目前“海外三部曲”进展到什么阶段了？于冬：“海外三部曲”是我们计划推进的项目，但这类题材的创作难度比想象中大得多，因为涉及金融、跨境、文化冲突等多个维度，包括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更是敏感而复杂，剧本打磨了很多稿，目前还在积极推进中，因为要在尊重事实和保护隐私之间找到平衡，确实需要下很大功夫。所以我们不打算急于求成，毕竟好故事是需要时间打磨的，不能为赶进度而降低标准。新京报：博纳在AI影视业务上已有布局，如《三星堆：未来往事》等项目。新技术如何赋能主旋律大片的创作和生产？你如何看待AI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于冬：AI技术对影视行业的影响，我觉得才刚刚开始。在制作层面，AI确实可以极大提升效率，比如剧本的辅助写作、分镜的快速生成、特效的智能处理，这些都会让电影生产的周期更短、成本更低。但说到创作的核心，比如故事、情感、人性，这些东西是AI替代不了的。AI可以帮你计算什么样的情节最受欢迎，但它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失去孩子时的痛，无法体会一个战士在绝境中选择牺牲的勇气。好的电影之所以打动人心，恰恰是因为这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东西。所以我对待AI的态度始终是：积极拥抱，但不盲从。电影的灵魂，始终是人的情感和思想。新京报：作为中国民营电影企业的领军人物之一，你如何看待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瓶颈与突破点？于冬：我觉得最大的瓶颈不是制作水平的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已经毋庸置疑了，所谓的“瓶颈”可能更多体现在文化差异上。中国电影讲述的故事往往有很强的本土背景和情感逻辑，国外观众理解起来有门槛。而好莱坞电影之所以全球通行，是因为他们讲的是更通用的故事框架，比如个人英雄主义、拯救世界、爱情至上等等。所以我们要走出去，不只是单纯把自己的故事原封不动地端出去，还要思考如何找到跨文化的情感共鸣点。但不管多难，这条路必须走。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新京报：博纳坚持做主旋律大片这些年，支撑你一直走下来的动力是什么？于冬：观众的喜爱和支持，同行的理解和认可，以往成功作品不断被更多人看到和认可，这些都是我的动力。我在这个行业二十多年了，经历过很多次“低谷”和“寒冬”，每次觉得过不去的时候，都会想想之前做成功的那些片子，然后会想起跟那么多优秀的电影人一起同甘共苦过的日子，想到每次观众给我的真实反馈。有很多小故事我至今都记得，比如《长津湖》当年上映的时候，有很多年轻观众说自己看了电影才知道“冰雕连”的故事，看完电影回去查资料，越查越震撼；还有观众感谢我们拍了这部电影，让他们知道了家中父辈曾经经历过什么。包括这次拍《四渡》，每次我去片场，刘烨、王雷、于适都会拉着我聊天，跟我讲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饰演周恩来的王雷跟我说，他在化妆间第一次完成周恩来长征时期蓄须造型的时候，对着墙上那张周恩来蓄须明志的历史照片看了很久，看到眼睛湿润，那一刻他觉得他接近了这个人物。听到他说的时候我也深受触动。就是这些细节一直在打动我，也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动力。不是票房数字，不是行业地位，而是电影本身带来的那种不可替代的价值。我希望等我不做这一行的那一天，回过头来看，能说我参与制作的那些电影，有一些是真正留下来了、影响了人的，那就够了。新京报：未来博纳在主旋律题材创作上，还会布局哪些新的方向、新的题材，继续深化主旋律商业片的探索？于冬：未来的方向，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拓宽、下沉、创新。“拓宽”是说题材的多元化。主旋律不等于战争片，也不等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平凡生活中的英雄、各行各业中的坚守、中国人在海外的奋斗故事，这些都是主旋律可以也值得去表现的领域。我们已经在策划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和选择。“下沉”是说内容形态的多样化。除了大银幕电影，我们也会尝试用短剧、中长剧等形式去讲述主旋律故事，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能够接触到。“创新”是说表达方式的年轻化。主旋律电影不能固守原有的创作思维，要不断吸收新的叙事手法、新的技术手段、新的美学风格。就像这次我们在《四渡》中做的那些创新尝试，未来还会继续探索。说到底，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题材可以千变万化，表达可以不断创新。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值班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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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张彦君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贵州省委宣传部携手博纳影业集团等为观众献出了电影《四渡》。这部由徐展雄执导，刘烨饰演毛泽东，王雷饰演周恩来，王志飞饰演朱德，于适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的电影，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电影《四渡》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作为博纳影业掌门人的于冬认为，作为电影人，自己有责任用今天的影像技术将那段烽火岁月真正在大银幕上“活”起来。“‘四渡赤水’的精神跟当下时代太契合了——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和围堵，‘四渡赤水’告诉我们的就是：绝境中不要放弃，只要心怀信仰、灵活应变，就一定能找到希望的‘渡口’。”这十几年，博纳影业一直在主旋律商业电影赛道上深耕，出品了“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无名》《长津湖》系列）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但近几年，主旋律商业电影也面临新的市场环境和观众审美的改变，一些作品在市场上也遭遇了挑战，于冬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过反思和总结，在他看来，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是观众对“套路化的表达”疲劳了。过去几年，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包括阵容庞大、大场面、强情绪等等，这些东西看多了，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过去那种‘大场面+强煽情’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观众需要的是真诚、是创新、是质量，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尊重观众，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不居高临下地说教，不用强行灌输，你的诚意到了，观众自然会感受到。”▲于冬在《四渡》拍摄现场与主创交流。在于冬看来，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创作者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题材可以千变万化，表达可以不断创新。于冬说，这条路，他会一直走下去。《四渡》：用新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之前博纳影业出品的主旋律商业大片，一般会选择中国香港导演来执导，这次《四渡》却找来了内地年轻导演徐展雄操刀。于冬之前看过徐展雄拍的《革命者》，那部电影让他看到了导演身上的两个特质：一是对历史有敬畏心，导演会花大把时间去研究史料、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二是导演有年轻化的叙事语言，能用今天的视角去讲过去的故事，“这一点特别重要，也是我们需要的，”于冬还拉来了老搭档刘伟强导演做监制。刘伟强在战争大场面的调度上经验非常丰富。他和徐展雄，一个负责战争戏的恢宏气势，一个负责人物情感的细腻表达，互补得非常好。另外，于冬还邀请来美术指导霍廷霄，摄影指导邵丹，他们都是拿过金鸡奖的优秀电影人，也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和校友，这样就凑齐了“学院派+实战派”的组合，既能保证历史严谨性和制作水准，也能跳出传统战争片的叙事套路，希望能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影感受。▲《四渡》全片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2025年1月，在贵州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电影《四渡》在贵州遵义正式开机，实景拍摄，4月杀青，拍摄时间与历史上“四渡赤水”时间线基本重合，复刻当年的环境。在于冬看来，如今的特效已经足够发达，绿幕可以模拟一切，但有些东西却是给不了的。他举了一个情景——娄山关大捷之后，毛主席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里描述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还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亲眼看到和用特效做出来，传递给人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主创拍到了那个画面，演员站在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里，那一刻他们的表演是真的会打动人的，我相信观众看到的时候也一定会被打动。”《四渡》全片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是在贵州完成，剧组上下为了这部电影真正重走了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路线。有句谚语形容贵州的气候和地形特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于冬回忆，剧组在拍摄期间几乎遇到了所有的极端天气，包括贵州特有的“凝冻”奇观，气温骤降、山路结冰，拍摄器材运不上去，人走路都是打滑。导演徐展雄后来跟他说，这可能是他拍过的最难的一部戏。但全剧组没有一个人抱怨过，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自己吃的这点苦，跟当年红军将士们吃的苦相比，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如今距离长征历史已近一个世纪，如何用新的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是创作团队一直在思考的核心问题。于冬注意到，“四渡赤水”虽然发生在90多年前，但多年来，这段历史在网上一直被网友不断地拿出来分析盘点，网上有相关的沙盘推演，还有很多军迷朋友都在解读这场战役。1983年版的《四渡赤水》也有很多观众在重温，这就意味着这次剧组必须想办法更新叙事的视角，用年轻人感兴趣的方式重现那段历史，也让更多人能看懂这场战役的精妙之处。于冬说，导演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在叙事上尝试采用了“双雄博弈”的视角——电影里，毛主席和蒋介石隔着一幅地图在对弈，仿佛处在同一空间，其实是在隔空斗智，这样的对比让观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场战役的智谋较量。另外团队还创作了一个原创角色，就是于适饰演的红军战士赵德发。他不是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那个时代无数红军战士的缩影。当年的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足20岁，甚至只有14-16岁，他们也有恐惧、有挣扎，但在信仰的支撑下选择了无畏前行，这和今天面临生活困境的一些年轻人是有共鸣的。▲于适在《四渡》中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在于冬看来，技术只是手段，真正打动观众的还是故事本身的情感力量。当年那群年轻人在绝境中没有放弃，靠着智慧和信念杀出了一条血路。这种精神，在90多年后依然有着能够击中人心的力量。于冬希望《四渡》能成为一部“留得下来的电影”。就像当年拍《长津湖》时他说的：这部电影不光是拍给今天的年轻人看的，也是拍给50年后的年轻人看的。长征精神不能只停留在口号里，不能只是课本上的几段文字，它应该是可感、可触、可学习的精神力量。对行业来说，于冬也希望这部片子能证明：中国电影人有能力用现代的电影语言讲好自己的历史故事。不用去模仿谁，也不用去讨好谁，踏实拍好中国人的故事，一样能拍出让观众心潮澎湃的作品。博纳主旋律创作经验：心怀敬畏、尊重规律2014年，博纳影业将红色经典故事《智取威虎山》搬上了银幕。筹备这个项目时，有很多人劝过于冬，说这种红色经典碰不得，拍好了是应该的，拍砸了是要挨骂的。但于冬觉得，“做电影的人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什么都别做了。”《智取威虎山》是于冬这代人从小看了无数遍的样板戏，杨子荣智斗“座山雕”本身就有很强的戏剧张力——打入匪巢、斗智斗勇、里应外合。“这不就是一个天然的动作片剧本吗？为什么不能用今天的技术和叙事方式重新讲一遍？”于冬去找了徐克导演，徐克看完剧本之后特别兴奋，因为故事里有他喜欢的“侠”的精神，这种孤胆英雄的气质，在任何时代都是打动人的。当时很多人对“红色经典+商业大片”的组合存疑，于冬却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后的结果是，《智取威虎山》以8.8亿票房成为当年贺岁档票房冠军。于冬觉得，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验证了一件事：主旋律电影可以用商业类型片的方式去表达，观众是买账的。从那天起，于冬就坚定了走商业主旋律影片这条路。之后，博纳影业一直在商业主旋律这条赛道上不断探索，拍出了一系列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作品。于冬回头看博纳影业这些年拍摄的作品，其创作理念确实是一步步进化来的。在于冬看来，“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更多是在探索“类型化”，把主旋律题材放进成熟的商业类型片框架里，动作片有动作片的拍法，警匪片有警匪片的拍法。这个阶段解决的是“好看”的问题。到了“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博纳开始更多关注真实事件和平凡英雄。这些电影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主角不是超级英雄，而是消防员、机长、乘务长这样的普通人。这个阶段解决的是“共情”的问题，要让观众觉得，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再到“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无名》《长津湖》系列），博纳追求的是工业水准+精神高度的双重突破。《长津湖》用了三位导演同时拍摄，86家特效公司参与后期，在电影工业化层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同时精神表达也比过去更深入，不再只是单纯的“打胜仗”，而是追问“为什么而战”“奉献和牺牲的意义是什么”。▲从上至下分别为博纳出品影片《智取威虎山》《中国机长》《长津湖》剧照。至于这个过程中博纳做对了什么，于冬认为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如果非要总结的话，就是八个字：心怀敬畏、尊重规律。“心怀敬畏”就是对历史、对题材、对观众有敬畏心。不管拍什么题材，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先去深入了解。拍《湄公河行动》的时候，创作团队去一线采访缉毒警察；拍《中国医生》的时候，团队深入武汉各大医院了解抗疫一线的情况；拍《四渡》的时候，主创重走了红军当年的长征路线。这些“笨方法”就是博纳多年来的经验，必须走这条路，没有这种深入，就拍不出真实感。“尊重规律”，就是尊重电影的创作规律。观众买票进电影院，第一需求是“好看”，如果连故事都讲不好，人物都立不住，想通过电影表达什么都是无效的。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把主流价值观跟故事融合，而不是“贴”在故事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这些精神内核，要通过人物的命运、情节的推进、情感的积累去传递给观众，不用强行灌输，你的诚意到了，观众自然会感受到。“尊重观众，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不居高临下地说教，只用真实的故事、鲜活的人物、精良的制作去打动他们。”【对话】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新京报：如何平衡影片的“叫好”与“叫座”始终是个难题。在项目策划初期，你如何判断一个主旋律题材具备商业潜力，有哪些具体的评估维度？于冬：首先看这个故事有没有普世的情感共鸣点，不管是家国情怀、兄弟情谊，还是对正义的追求、对生命的敬畏，这些情感是不分国界、不分时代的。如果能找到这个共鸣点，故事就有了基础。接下来就看故事有没有“真实的力量”。我特别喜欢做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因为真实本身就带有一种无法替代的力量。《中国机长》里刘传健机长说的那句“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不是编剧写出来的，是他亲口告诉我们的。这种源于现实的力量，是虚构故事很难达到的。第三点就是看故事本身有没有不可替代性，这个故事只有在这个时间节点讲才有意义。《四渡》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题材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我觉得这三点是一个故事能否吸引观众的基础，至于商业潜力，还要看市场时机，看档期，看竞品，看观众的当下心态，要考量的因素还是很多的。新京报：主旋律电影容易陷入说教刻板印象中，博纳是如何在“宏大叙事”和“个体命运”之间找到情感共振点的？于冬：“宏大叙事”提供的是历史背景和精神高度，但真正让观众落泪的，往往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在创作中始终坚持：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所以我们这几年的作品，主角都不是传统意义上高高在上的英雄形象，大部分是普通人，有恐惧、有牵挂、有挣扎，但在关键的时刻选择站出来。这个切入点之所以有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众从这些普通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新京报：从《红海行动》到《长津湖》，博纳在电影工业化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如何应用在《四渡》的拍摄中？于冬：电影工业化听起来是个很大的词，说白了就是“用专业的方法拍好电影”。我们之前有拍摄《红海行动》《长津湖》等主旋律大片的成功经验和积累，主要体现在制片管理的精细化和军事题材的专业化上。这些经验在《四渡》里都用上了，从战役时间线到战术部署逻辑，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影片《四渡》中，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新京报：博纳出品的《长津湖》系列以近100亿票房将新主流电影推向了新的高度，但这种投资规模、演员阵容可能之后很难再有了，之后的主旋律电影在投资规模、题材选择上会有什么变化？于冬：《长津湖》确实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三大导演联合拍摄、超大规模的制作、全行业的合力托举，那个时机、那个阵容，以后确实很难复制了。但我觉得这不是坏事。电影产业需要顺应时代，需要多元化发展，整个生态才会健康。而且大家也看到了，观众的审美变化非常快，过去那种“大场面+强煽情”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观众需要看到的是更真情实感的叙事和更真实可信的人物。新京报：近年来电影市场与观众口味变化迅速。博纳在2025年春节档的《蛟龙行动》遭遇了市场挑战，公司也面临业绩压力。你如何看待当前主旋律大片面临的市场新环境，是观众的审美疲劳，还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于冬：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过反思和总结，我觉得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是观众对“套路化的表达”疲劳了。过去几年，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包括大片阵容、大场面、强情绪等等，这些东西看多了，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再加上短视频、短剧等新媒介的冲击，观众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对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观众需要的是真诚，是创新，是质量，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新京报：面对挑战，博纳提出了向电影、短剧、中长剧全赛道布局的战略。这是否意味着公司对单一依赖“重工业”主旋律大片的模式在进行反思和调整？未来在内容上会如何拓宽边界？于冬：确实在做调整，但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一些原有的赛道。中国电影市场始终需要百花齐放，需要优秀的小成本影片，也需要头部大片去拉动市场、去展现电影工业的水平，这个方向不会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清一个现实：现在观众的观影习惯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花两个多小时坐在电影院里看完一部电影，但在手机上看一集十几分钟的短剧，已经成了日常。电影公司如果不去拥抱这些变化，就会被时代淘汰。所以拓展更多的内容形态和题材类型，包括关注AI影视、科幻等新的领域，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探索的方向。拓宽边界不是为了追逐热点，而是为了给观众提供更多元的选择。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在于冬看来，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新京报：你曾透露博纳会推出“海外三部曲”，包括中国企业家在华尔街的故事，以及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目前“海外三部曲”进展到什么阶段了？于冬：“海外三部曲”是我们计划推进的项目，但这类题材的创作难度比想象中大得多，因为涉及金融、跨境、文化冲突等多个维度，包括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更是敏感而复杂，剧本打磨了很多稿，目前还在积极推进中，因为要在尊重事实和保护隐私之间找到平衡，确实需要下很大功夫。所以我们不打算急于求成，毕竟好故事是需要时间打磨的，不能为赶进度而降低标准。新京报：博纳在AI影视业务上已有布局，如《三星堆：未来往事》等项目。新技术如何赋能主旋律大片的创作和生产？你如何看待AI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于冬：AI技术对影视行业的影响，我觉得才刚刚开始。在制作层面，AI确实可以极大提升效率，比如剧本的辅助写作、分镜的快速生成、特效的智能处理，这些都会让电影生产的周期更短、成本更低。但说到创作的核心，比如故事、情感、人性，这些东西是AI替代不了的。AI可以帮你计算什么样的情节最受欢迎，但它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失去孩子时的痛，无法体会一个战士在绝境中选择牺牲的勇气。好的电影之所以打动人心，恰恰是因为这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东西。所以我对待AI的态度始终是：积极拥抱，但不盲从。电影的灵魂，始终是人的情感和思想。新京报：作为中国民营电影企业的领军人物之一，你如何看待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瓶颈与突破点？于冬：我觉得最大的瓶颈不是制作水平的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已经毋庸置疑了，所谓的“瓶颈”可能更多体现在文化差异上。中国电影讲述的故事往往有很强的本土背景和情感逻辑，国外观众理解起来有门槛。而好莱坞电影之所以全球通行，是因为他们讲的是更通用的故事框架，比如个人英雄主义、拯救世界、爱情至上等等。所以我们要走出去，不只是单纯把自己的故事原封不动地端出去，还要思考如何找到跨文化的情感共鸣点。但不管多难，这条路必须走。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新京报：博纳坚持做主旋律大片这些年，支撑你一直走下来的动力是什么？于冬：观众的喜爱和支持，同行的理解和认可，以往成功作品不断被更多人看到和认可，这些都是我的动力。我在这个行业二十多年了，经历过很多次“低谷”和“寒冬”，每次觉得过不去的时候，都会想想之前做成功的那些片子，然后会想起跟那么多优秀的电影人一起同甘共苦过的日子，想到每次观众给我的真实反馈。有很多小故事我至今都记得，比如《长津湖》当年上映的时候，有很多年轻观众说自己看了电影才知道“冰雕连”的故事，看完电影回去查资料，越查越震撼；还有观众感谢我们拍了这部电影，让他们知道了家中父辈曾经经历过什么。包括这次拍《四渡》，每次我去片场，刘烨、王雷、于适都会拉着我聊天，跟我讲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饰演周恩来的王雷跟我说，他在化妆间第一次完成周恩来长征时期蓄须造型的时候，对着墙上那张周恩来蓄须明志的历史照片看了很久，看到眼睛湿润，那一刻他觉得他接近了这个人物。听到他说的时候我也深受触动。就是这些细节一直在打动我，也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动力。不是票房数字，不是行业地位，而是电影本身带来的那种不可替代的价值。我希望等我不做这一行的那一天，回过头来看，能说我参与制作的那些电影，有一些是真正留下来了、影响了人的，那就够了。新京报：未来博纳在主旋律题材创作上，还会布局哪些新的方向、新的题材，继续深化主旋律商业片的探索？于冬：未来的方向，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拓宽、下沉、创新。“拓宽”是说题材的多元化。主旋律不等于战争片，也不等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平凡生活中的英雄、各行各业中的坚守、中国人在海外的奋斗故事，这些都是主旋律可以也值得去表现的领域。我们已经在策划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和选择。“下沉”是说内容形态的多样化。除了大银幕电影，我们也会尝试用短剧、中长剧等形式去讲述主旋律故事，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能够接触到。“创新”是说表达方式的年轻化。主旋律电影不能固守原有的创作思维，要不断吸收新的叙事手法、新的技术手段、新的美学风格。就像这次我们在《四渡》中做的那些创新尝试，未来还会继续探索。说到底，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题材可以千变万化，表达可以不断创新。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值班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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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张彦君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贵州省委宣传部携手博纳影业集团等为观众献出了电影《四渡》。这部由徐展雄执导，刘烨饰演毛泽东，王雷饰演周恩来，王志飞饰演朱德，于适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的电影，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电影《四渡》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作为博纳影业掌门人的于冬认为，作为电影人，自己有责任用今天的影像技术将那段烽火岁月真正在大银幕上“活”起来。“‘四渡赤水’的精神跟当下时代太契合了——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和围堵，‘四渡赤水’告诉我们的就是：绝境中不要放弃，只要心怀信仰、灵活应变，就一定能找到希望的‘渡口’。”这十几年，博纳影业一直在主旋律商业电影赛道上深耕，出品了“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无名》《长津湖》系列）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但近几年，主旋律商业电影也面临新的市场环境和观众审美的改变，一些作品在市场上也遭遇了挑战，于冬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过反思和总结，在他看来，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是观众对“套路化的表达”疲劳了。过去几年，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包括阵容庞大、大场面、强情绪等等，这些东西看多了，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过去那种‘大场面+强煽情’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观众需要的是真诚、是创新、是质量，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尊重观众，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不居高临下地说教，不用强行灌输，你的诚意到了，观众自然会感受到。”▲于冬在《四渡》拍摄现场与主创交流。在于冬看来，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创作者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题材可以千变万化，表达可以不断创新。于冬说，这条路，他会一直走下去。《四渡》：用新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之前博纳影业出品的主旋律商业大片，一般会选择中国香港导演来执导，这次《四渡》却找来了内地年轻导演徐展雄操刀。于冬之前看过徐展雄拍的《革命者》，那部电影让他看到了导演身上的两个特质：一是对历史有敬畏心，导演会花大把时间去研究史料、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二是导演有年轻化的叙事语言，能用今天的视角去讲过去的故事，“这一点特别重要，也是我们需要的，”于冬还拉来了老搭档刘伟强导演做监制。刘伟强在战争大场面的调度上经验非常丰富。他和徐展雄，一个负责战争戏的恢宏气势，一个负责人物情感的细腻表达，互补得非常好。另外，于冬还邀请来美术指导霍廷霄，摄影指导邵丹，他们都是拿过金鸡奖的优秀电影人，也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和校友，这样就凑齐了“学院派+实战派”的组合，既能保证历史严谨性和制作水准，也能跳出传统战争片的叙事套路，希望能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影感受。▲《四渡》全片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2025年1月，在贵州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电影《四渡》在贵州遵义正式开机，实景拍摄，4月杀青，拍摄时间与历史上“四渡赤水”时间线基本重合，复刻当年的环境。在于冬看来，如今的特效已经足够发达，绿幕可以模拟一切，但有些东西却是给不了的。他举了一个情景——娄山关大捷之后，毛主席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里描述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还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亲眼看到和用特效做出来，传递给人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主创拍到了那个画面，演员站在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里，那一刻他们的表演是真的会打动人的，我相信观众看到的时候也一定会被打动。”《四渡》全片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是在贵州完成，剧组上下为了这部电影真正重走了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路线。有句谚语形容贵州的气候和地形特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于冬回忆，剧组在拍摄期间几乎遇到了所有的极端天气，包括贵州特有的“凝冻”奇观，气温骤降、山路结冰，拍摄器材运不上去，人走路都是打滑。导演徐展雄后来跟他说，这可能是他拍过的最难的一部戏。但全剧组没有一个人抱怨过，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自己吃的这点苦，跟当年红军将士们吃的苦相比，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如今距离长征历史已近一个世纪，如何用新的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是创作团队一直在思考的核心问题。于冬注意到，“四渡赤水”虽然发生在90多年前，但多年来，这段历史在网上一直被网友不断地拿出来分析盘点，网上有相关的沙盘推演，还有很多军迷朋友都在解读这场战役。1983年版的《四渡赤水》也有很多观众在重温，这就意味着这次剧组必须想办法更新叙事的视角，用年轻人感兴趣的方式重现那段历史，也让更多人能看懂这场战役的精妙之处。于冬说，导演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在叙事上尝试采用了“双雄博弈”的视角——电影里，毛主席和蒋介石隔着一幅地图在对弈，仿佛处在同一空间，其实是在隔空斗智，这样的对比让观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场战役的智谋较量。另外团队还创作了一个原创角色，就是于适饰演的红军战士赵德发。他不是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那个时代无数红军战士的缩影。当年的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足20岁，甚至只有14-16岁，他们也有恐惧、有挣扎，但在信仰的支撑下选择了无畏前行，这和今天面临生活困境的一些年轻人是有共鸣的。▲于适在《四渡》中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在于冬看来，技术只是手段，真正打动观众的还是故事本身的情感力量。当年那群年轻人在绝境中没有放弃，靠着智慧和信念杀出了一条血路。这种精神，在90多年后依然有着能够击中人心的力量。于冬希望《四渡》能成为一部“留得下来的电影”。就像当年拍《长津湖》时他说的：这部电影不光是拍给今天的年轻人看的，也是拍给50年后的年轻人看的。长征精神不能只停留在口号里，不能只是课本上的几段文字，它应该是可感、可触、可学习的精神力量。对行业来说，于冬也希望这部片子能证明：中国电影人有能力用现代的电影语言讲好自己的历史故事。不用去模仿谁，也不用去讨好谁，踏实拍好中国人的故事，一样能拍出让观众心潮澎湃的作品。博纳主旋律创作经验：心怀敬畏、尊重规律2014年，博纳影业将红色经典故事《智取威虎山》搬上了银幕。筹备这个项目时，有很多人劝过于冬，说这种红色经典碰不得，拍好了是应该的，拍砸了是要挨骂的。但于冬觉得，“做电影的人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什么都别做了。”《智取威虎山》是于冬这代人从小看了无数遍的样板戏，杨子荣智斗“座山雕”本身就有很强的戏剧张力——打入匪巢、斗智斗勇、里应外合。“这不就是一个天然的动作片剧本吗？为什么不能用今天的技术和叙事方式重新讲一遍？”于冬去找了徐克导演，徐克看完剧本之后特别兴奋，因为故事里有他喜欢的“侠”的精神，这种孤胆英雄的气质，在任何时代都是打动人的。当时很多人对“红色经典+商业大片”的组合存疑，于冬却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后的结果是，《智取威虎山》以8.8亿票房成为当年贺岁档票房冠军。于冬觉得，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验证了一件事：主旋律电影可以用商业类型片的方式去表达，观众是买账的。从那天起，于冬就坚定了走商业主旋律影片这条路。之后，博纳影业一直在商业主旋律这条赛道上不断探索，拍出了一系列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作品。于冬回头看博纳影业这些年拍摄的作品，其创作理念确实是一步步进化来的。在于冬看来，“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更多是在探索“类型化”，把主旋律题材放进成熟的商业类型片框架里，动作片有动作片的拍法，警匪片有警匪片的拍法。这个阶段解决的是“好看”的问题。到了“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博纳开始更多关注真实事件和平凡英雄。这些电影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主角不是超级英雄，而是消防员、机长、乘务长这样的普通人。这个阶段解决的是“共情”的问题，要让观众觉得，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再到“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无名》《长津湖》系列），博纳追求的是工业水准+精神高度的双重突破。《长津湖》用了三位导演同时拍摄，86家特效公司参与后期，在电影工业化层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同时精神表达也比过去更深入，不再只是单纯的“打胜仗”，而是追问“为什么而战”“奉献和牺牲的意义是什么”。▲从上至下分别为博纳出品影片《智取威虎山》《中国机长》《长津湖》剧照。至于这个过程中博纳做对了什么，于冬认为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如果非要总结的话，就是八个字：心怀敬畏、尊重规律。“心怀敬畏”就是对历史、对题材、对观众有敬畏心。不管拍什么题材，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先去深入了解。拍《湄公河行动》的时候，创作团队去一线采访缉毒警察；拍《中国医生》的时候，团队深入武汉各大医院了解抗疫一线的情况；拍《四渡》的时候，主创重走了红军当年的长征路线。这些“笨方法”就是博纳多年来的经验，必须走这条路，没有这种深入，就拍不出真实感。“尊重规律”，就是尊重电影的创作规律。观众买票进电影院，第一需求是“好看”，如果连故事都讲不好，人物都立不住，想通过电影表达什么都是无效的。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把主流价值观跟故事融合，而不是“贴”在故事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这些精神内核，要通过人物的命运、情节的推进、情感的积累去传递给观众，不用强行灌输，你的诚意到了，观众自然会感受到。“尊重观众，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不居高临下地说教，只用真实的故事、鲜活的人物、精良的制作去打动他们。”【对话】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新京报：如何平衡影片的“叫好”与“叫座”始终是个难题。在项目策划初期，你如何判断一个主旋律题材具备商业潜力，有哪些具体的评估维度？于冬：首先看这个故事有没有普世的情感共鸣点，不管是家国情怀、兄弟情谊，还是对正义的追求、对生命的敬畏，这些情感是不分国界、不分时代的。如果能找到这个共鸣点，故事就有了基础。接下来就看故事有没有“真实的力量”。我特别喜欢做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因为真实本身就带有一种无法替代的力量。《中国机长》里刘传健机长说的那句“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不是编剧写出来的，是他亲口告诉我们的。这种源于现实的力量，是虚构故事很难达到的。第三点就是看故事本身有没有不可替代性，这个故事只有在这个时间节点讲才有意义。《四渡》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题材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我觉得这三点是一个故事能否吸引观众的基础，至于商业潜力，还要看市场时机，看档期，看竞品，看观众的当下心态，要考量的因素还是很多的。新京报：主旋律电影容易陷入说教刻板印象中，博纳是如何在“宏大叙事”和“个体命运”之间找到情感共振点的？于冬：“宏大叙事”提供的是历史背景和精神高度，但真正让观众落泪的，往往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在创作中始终坚持：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所以我们这几年的作品，主角都不是传统意义上高高在上的英雄形象，大部分是普通人，有恐惧、有牵挂、有挣扎，但在关键的时刻选择站出来。这个切入点之所以有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众从这些普通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新京报：从《红海行动》到《长津湖》，博纳在电影工业化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如何应用在《四渡》的拍摄中？于冬：电影工业化听起来是个很大的词，说白了就是“用专业的方法拍好电影”。我们之前有拍摄《红海行动》《长津湖》等主旋律大片的成功经验和积累，主要体现在制片管理的精细化和军事题材的专业化上。这些经验在《四渡》里都用上了，从战役时间线到战术部署逻辑，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影片《四渡》中，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新京报：博纳出品的《长津湖》系列以近100亿票房将新主流电影推向了新的高度，但这种投资规模、演员阵容可能之后很难再有了，之后的主旋律电影在投资规模、题材选择上会有什么变化？于冬：《长津湖》确实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三大导演联合拍摄、超大规模的制作、全行业的合力托举，那个时机、那个阵容，以后确实很难复制了。但我觉得这不是坏事。电影产业需要顺应时代，需要多元化发展，整个生态才会健康。而且大家也看到了，观众的审美变化非常快，过去那种“大场面+强煽情”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观众需要看到的是更真情实感的叙事和更真实可信的人物。新京报：近年来电影市场与观众口味变化迅速。博纳在2025年春节档的《蛟龙行动》遭遇了市场挑战，公司也面临业绩压力。你如何看待当前主旋律大片面临的市场新环境，是观众的审美疲劳，还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于冬：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过反思和总结，我觉得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是观众对“套路化的表达”疲劳了。过去几年，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包括大片阵容、大场面、强情绪等等，这些东西看多了，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再加上短视频、短剧等新媒介的冲击，观众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对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观众需要的是真诚，是创新，是质量，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新京报：面对挑战，博纳提出了向电影、短剧、中长剧全赛道布局的战略。这是否意味着公司对单一依赖“重工业”主旋律大片的模式在进行反思和调整？未来在内容上会如何拓宽边界？于冬：确实在做调整，但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一些原有的赛道。中国电影市场始终需要百花齐放，需要优秀的小成本影片，也需要头部大片去拉动市场、去展现电影工业的水平，这个方向不会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清一个现实：现在观众的观影习惯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花两个多小时坐在电影院里看完一部电影，但在手机上看一集十几分钟的短剧，已经成了日常。电影公司如果不去拥抱这些变化，就会被时代淘汰。所以拓展更多的内容形态和题材类型，包括关注AI影视、科幻等新的领域，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探索的方向。拓宽边界不是为了追逐热点，而是为了给观众提供更多元的选择。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在于冬看来，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新京报：你曾透露博纳会推出“海外三部曲”，包括中国企业家在华尔街的故事，以及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目前“海外三部曲”进展到什么阶段了？于冬：“海外三部曲”是我们计划推进的项目，但这类题材的创作难度比想象中大得多，因为涉及金融、跨境、文化冲突等多个维度，包括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更是敏感而复杂，剧本打磨了很多稿，目前还在积极推进中，因为要在尊重事实和保护隐私之间找到平衡，确实需要下很大功夫。所以我们不打算急于求成，毕竟好故事是需要时间打磨的，不能为赶进度而降低标准。新京报：博纳在AI影视业务上已有布局，如《三星堆：未来往事》等项目。新技术如何赋能主旋律大片的创作和生产？你如何看待AI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于冬：AI技术对影视行业的影响，我觉得才刚刚开始。在制作层面，AI确实可以极大提升效率，比如剧本的辅助写作、分镜的快速生成、特效的智能处理，这些都会让电影生产的周期更短、成本更低。但说到创作的核心，比如故事、情感、人性，这些东西是AI替代不了的。AI可以帮你计算什么样的情节最受欢迎，但它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失去孩子时的痛，无法体会一个战士在绝境中选择牺牲的勇气。好的电影之所以打动人心，恰恰是因为这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东西。所以我对待AI的态度始终是：积极拥抱，但不盲从。电影的灵魂，始终是人的情感和思想。新京报：作为中国民营电影企业的领军人物之一，你如何看待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瓶颈与突破点？于冬：我觉得最大的瓶颈不是制作水平的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已经毋庸置疑了，所谓的“瓶颈”可能更多体现在文化差异上。中国电影讲述的故事往往有很强的本土背景和情感逻辑，国外观众理解起来有门槛。而好莱坞电影之所以全球通行，是因为他们讲的是更通用的故事框架，比如个人英雄主义、拯救世界、爱情至上等等。所以我们要走出去，不只是单纯把自己的故事原封不动地端出去，还要思考如何找到跨文化的情感共鸣点。但不管多难，这条路必须走。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新京报：博纳坚持做主旋律大片这些年，支撑你一直走下来的动力是什么？于冬：观众的喜爱和支持，同行的理解和认可，以往成功作品不断被更多人看到和认可，这些都是我的动力。我在这个行业二十多年了，经历过很多次“低谷”和“寒冬”，每次觉得过不去的时候，都会想想之前做成功的那些片子，然后会想起跟那么多优秀的电影人一起同甘共苦过的日子，想到每次观众给我的真实反馈。有很多小故事我至今都记得，比如《长津湖》当年上映的时候，有很多年轻观众说自己看了电影才知道“冰雕连”的故事，看完电影回去查资料，越查越震撼；还有观众感谢我们拍了这部电影，让他们知道了家中父辈曾经经历过什么。包括这次拍《四渡》，每次我去片场，刘烨、王雷、于适都会拉着我聊天，跟我讲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饰演周恩来的王雷跟我说，他在化妆间第一次完成周恩来长征时期蓄须造型的时候，对着墙上那张周恩来蓄须明志的历史照片看了很久，看到眼睛湿润，那一刻他觉得他接近了这个人物。听到他说的时候我也深受触动。就是这些细节一直在打动我，也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动力。不是票房数字，不是行业地位，而是电影本身带来的那种不可替代的价值。我希望等我不做这一行的那一天，回过头来看，能说我参与制作的那些电影，有一些是真正留下来了、影响了人的，那就够了。新京报：未来博纳在主旋律题材创作上，还会布局哪些新的方向、新的题材，继续深化主旋律商业片的探索？于冬：未来的方向，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拓宽、下沉、创新。“拓宽”是说题材的多元化。主旋律不等于战争片，也不等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平凡生活中的英雄、各行各业中的坚守、中国人在海外的奋斗故事，这些都是主旋律可以也值得去表现的领域。我们已经在策划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和选择。“下沉”是说内容形态的多样化。除了大银幕电影，我们也会尝试用短剧、中长剧等形式去讲述主旋律故事，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能够接触到。“创新”是说表达方式的年轻化。主旋律电影不能固守原有的创作思维，要不断吸收新的叙事手法、新的技术手段、新的美学风格。就像这次我们在《四渡》中做的那些创新尝试，未来还会继续探索。说到底，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题材可以千变万化，表达可以不断创新。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值班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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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张彦君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贵州省委宣传部携手博纳影业集团等为观众献出了电影《四渡》。这部由徐展雄执导，刘烨饰演毛泽东，王雷饰演周恩来，王志飞饰演朱德，于适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的电影，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电影《四渡》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作为博纳影业掌门人的于冬认为，作为电影人，自己有责任用今天的影像技术将那段烽火岁月真正在大银幕上“活”起来。“‘四渡赤水’的精神跟当下时代太契合了——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和围堵，‘四渡赤水’告诉我们的就是：绝境中不要放弃，只要心怀信仰、灵活应变，就一定能找到希望的‘渡口’。”这十几年，博纳影业一直在主旋律商业电影赛道上深耕，出品了“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无名》《长津湖》系列）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但近几年，主旋律商业电影也面临新的市场环境和观众审美的改变，一些作品在市场上也遭遇了挑战，于冬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过反思和总结，在他看来，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是观众对“套路化的表达”疲劳了。过去几年，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包括阵容庞大、大场面、强情绪等等，这些东西看多了，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过去那种‘大场面+强煽情’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观众需要的是真诚、是创新、是质量，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尊重观众，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不居高临下地说教，不用强行灌输，你的诚意到了，观众自然会感受到。”▲于冬在《四渡》拍摄现场与主创交流。在于冬看来，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创作者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题材可以千变万化，表达可以不断创新。于冬说，这条路，他会一直走下去。《四渡》：用新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之前博纳影业出品的主旋律商业大片，一般会选择中国香港导演来执导，这次《四渡》却找来了内地年轻导演徐展雄操刀。于冬之前看过徐展雄拍的《革命者》，那部电影让他看到了导演身上的两个特质：一是对历史有敬畏心，导演会花大把时间去研究史料、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二是导演有年轻化的叙事语言，能用今天的视角去讲过去的故事，“这一点特别重要，也是我们需要的，”于冬还拉来了老搭档刘伟强导演做监制。刘伟强在战争大场面的调度上经验非常丰富。他和徐展雄，一个负责战争戏的恢宏气势，一个负责人物情感的细腻表达，互补得非常好。另外，于冬还邀请来美术指导霍廷霄，摄影指导邵丹，他们都是拿过金鸡奖的优秀电影人，也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和校友，这样就凑齐了“学院派+实战派”的组合，既能保证历史严谨性和制作水准，也能跳出传统战争片的叙事套路，希望能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影感受。▲《四渡》全片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2025年1月，在贵州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电影《四渡》在贵州遵义正式开机，实景拍摄，4月杀青，拍摄时间与历史上“四渡赤水”时间线基本重合，复刻当年的环境。在于冬看来，如今的特效已经足够发达，绿幕可以模拟一切，但有些东西却是给不了的。他举了一个情景——娄山关大捷之后，毛主席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里描述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还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亲眼看到和用特效做出来，传递给人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主创拍到了那个画面，演员站在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里，那一刻他们的表演是真的会打动人的，我相信观众看到的时候也一定会被打动。”《四渡》全片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是在贵州完成，剧组上下为了这部电影真正重走了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路线。有句谚语形容贵州的气候和地形特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于冬回忆，剧组在拍摄期间几乎遇到了所有的极端天气，包括贵州特有的“凝冻”奇观，气温骤降、山路结冰，拍摄器材运不上去，人走路都是打滑。导演徐展雄后来跟他说，这可能是他拍过的最难的一部戏。但全剧组没有一个人抱怨过，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自己吃的这点苦，跟当年红军将士们吃的苦相比，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如今距离长征历史已近一个世纪，如何用新的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是创作团队一直在思考的核心问题。于冬注意到，“四渡赤水”虽然发生在90多年前，但多年来，这段历史在网上一直被网友不断地拿出来分析盘点，网上有相关的沙盘推演，还有很多军迷朋友都在解读这场战役。1983年版的《四渡赤水》也有很多观众在重温，这就意味着这次剧组必须想办法更新叙事的视角，用年轻人感兴趣的方式重现那段历史，也让更多人能看懂这场战役的精妙之处。于冬说，导演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在叙事上尝试采用了“双雄博弈”的视角——电影里，毛主席和蒋介石隔着一幅地图在对弈，仿佛处在同一空间，其实是在隔空斗智，这样的对比让观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场战役的智谋较量。另外团队还创作了一个原创角色，就是于适饰演的红军战士赵德发。他不是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那个时代无数红军战士的缩影。当年的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足20岁，甚至只有14-16岁，他们也有恐惧、有挣扎，但在信仰的支撑下选择了无畏前行，这和今天面临生活困境的一些年轻人是有共鸣的。▲于适在《四渡》中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在于冬看来，技术只是手段，真正打动观众的还是故事本身的情感力量。当年那群年轻人在绝境中没有放弃，靠着智慧和信念杀出了一条血路。这种精神，在90多年后依然有着能够击中人心的力量。于冬希望《四渡》能成为一部“留得下来的电影”。就像当年拍《长津湖》时他说的：这部电影不光是拍给今天的年轻人看的，也是拍给50年后的年轻人看的。长征精神不能只停留在口号里，不能只是课本上的几段文字，它应该是可感、可触、可学习的精神力量。对行业来说，于冬也希望这部片子能证明：中国电影人有能力用现代的电影语言讲好自己的历史故事。不用去模仿谁，也不用去讨好谁，踏实拍好中国人的故事，一样能拍出让观众心潮澎湃的作品。博纳主旋律创作经验：心怀敬畏、尊重规律2014年，博纳影业将红色经典故事《智取威虎山》搬上了银幕。筹备这个项目时，有很多人劝过于冬，说这种红色经典碰不得，拍好了是应该的，拍砸了是要挨骂的。但于冬觉得，“做电影的人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什么都别做了。”《智取威虎山》是于冬这代人从小看了无数遍的样板戏，杨子荣智斗“座山雕”本身就有很强的戏剧张力——打入匪巢、斗智斗勇、里应外合。“这不就是一个天然的动作片剧本吗？为什么不能用今天的技术和叙事方式重新讲一遍？”于冬去找了徐克导演，徐克看完剧本之后特别兴奋，因为故事里有他喜欢的“侠”的精神，这种孤胆英雄的气质，在任何时代都是打动人的。当时很多人对“红色经典+商业大片”的组合存疑，于冬却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后的结果是，《智取威虎山》以8.8亿票房成为当年贺岁档票房冠军。于冬觉得，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验证了一件事：主旋律电影可以用商业类型片的方式去表达，观众是买账的。从那天起，于冬就坚定了走商业主旋律影片这条路。之后，博纳影业一直在商业主旋律这条赛道上不断探索，拍出了一系列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作品。于冬回头看博纳影业这些年拍摄的作品，其创作理念确实是一步步进化来的。在于冬看来，“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更多是在探索“类型化”，把主旋律题材放进成熟的商业类型片框架里，动作片有动作片的拍法，警匪片有警匪片的拍法。这个阶段解决的是“好看”的问题。到了“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博纳开始更多关注真实事件和平凡英雄。这些电影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主角不是超级英雄，而是消防员、机长、乘务长这样的普通人。这个阶段解决的是“共情”的问题，要让观众觉得，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再到“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无名》《长津湖》系列），博纳追求的是工业水准+精神高度的双重突破。《长津湖》用了三位导演同时拍摄，86家特效公司参与后期，在电影工业化层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同时精神表达也比过去更深入，不再只是单纯的“打胜仗”，而是追问“为什么而战”“奉献和牺牲的意义是什么”。▲从上至下分别为博纳出品影片《智取威虎山》《中国机长》《长津湖》剧照。至于这个过程中博纳做对了什么，于冬认为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如果非要总结的话，就是八个字：心怀敬畏、尊重规律。“心怀敬畏”就是对历史、对题材、对观众有敬畏心。不管拍什么题材，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先去深入了解。拍《湄公河行动》的时候，创作团队去一线采访缉毒警察；拍《中国医生》的时候，团队深入武汉各大医院了解抗疫一线的情况；拍《四渡》的时候，主创重走了红军当年的长征路线。这些“笨方法”就是博纳多年来的经验，必须走这条路，没有这种深入，就拍不出真实感。“尊重规律”，就是尊重电影的创作规律。观众买票进电影院，第一需求是“好看”，如果连故事都讲不好，人物都立不住，想通过电影表达什么都是无效的。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把主流价值观跟故事融合，而不是“贴”在故事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这些精神内核，要通过人物的命运、情节的推进、情感的积累去传递给观众，不用强行灌输，你的诚意到了，观众自然会感受到。“尊重观众，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不居高临下地说教，只用真实的故事、鲜活的人物、精良的制作去打动他们。”【对话】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新京报：如何平衡影片的“叫好”与“叫座”始终是个难题。在项目策划初期，你如何判断一个主旋律题材具备商业潜力，有哪些具体的评估维度？于冬：首先看这个故事有没有普世的情感共鸣点，不管是家国情怀、兄弟情谊，还是对正义的追求、对生命的敬畏，这些情感是不分国界、不分时代的。如果能找到这个共鸣点，故事就有了基础。接下来就看故事有没有“真实的力量”。我特别喜欢做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因为真实本身就带有一种无法替代的力量。《中国机长》里刘传健机长说的那句“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不是编剧写出来的，是他亲口告诉我们的。这种源于现实的力量，是虚构故事很难达到的。第三点就是看故事本身有没有不可替代性，这个故事只有在这个时间节点讲才有意义。《四渡》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题材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我觉得这三点是一个故事能否吸引观众的基础，至于商业潜力，还要看市场时机，看档期，看竞品，看观众的当下心态，要考量的因素还是很多的。新京报：主旋律电影容易陷入说教刻板印象中，博纳是如何在“宏大叙事”和“个体命运”之间找到情感共振点的？于冬：“宏大叙事”提供的是历史背景和精神高度，但真正让观众落泪的，往往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在创作中始终坚持：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所以我们这几年的作品，主角都不是传统意义上高高在上的英雄形象，大部分是普通人，有恐惧、有牵挂、有挣扎，但在关键的时刻选择站出来。这个切入点之所以有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众从这些普通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新京报：从《红海行动》到《长津湖》，博纳在电影工业化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如何应用在《四渡》的拍摄中？于冬：电影工业化听起来是个很大的词，说白了就是“用专业的方法拍好电影”。我们之前有拍摄《红海行动》《长津湖》等主旋律大片的成功经验和积累，主要体现在制片管理的精细化和军事题材的专业化上。这些经验在《四渡》里都用上了，从战役时间线到战术部署逻辑，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影片《四渡》中，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新京报：博纳出品的《长津湖》系列以近100亿票房将新主流电影推向了新的高度，但这种投资规模、演员阵容可能之后很难再有了，之后的主旋律电影在投资规模、题材选择上会有什么变化？于冬：《长津湖》确实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三大导演联合拍摄、超大规模的制作、全行业的合力托举，那个时机、那个阵容，以后确实很难复制了。但我觉得这不是坏事。电影产业需要顺应时代，需要多元化发展，整个生态才会健康。而且大家也看到了，观众的审美变化非常快，过去那种“大场面+强煽情”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观众需要看到的是更真情实感的叙事和更真实可信的人物。新京报：近年来电影市场与观众口味变化迅速。博纳在2025年春节档的《蛟龙行动》遭遇了市场挑战，公司也面临业绩压力。你如何看待当前主旋律大片面临的市场新环境，是观众的审美疲劳，还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于冬：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过反思和总结，我觉得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是观众对“套路化的表达”疲劳了。过去几年，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包括大片阵容、大场面、强情绪等等，这些东西看多了，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再加上短视频、短剧等新媒介的冲击，观众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对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观众需要的是真诚，是创新，是质量，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新京报：面对挑战，博纳提出了向电影、短剧、中长剧全赛道布局的战略。这是否意味着公司对单一依赖“重工业”主旋律大片的模式在进行反思和调整？未来在内容上会如何拓宽边界？于冬：确实在做调整，但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一些原有的赛道。中国电影市场始终需要百花齐放，需要优秀的小成本影片，也需要头部大片去拉动市场、去展现电影工业的水平，这个方向不会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清一个现实：现在观众的观影习惯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花两个多小时坐在电影院里看完一部电影，但在手机上看一集十几分钟的短剧，已经成了日常。电影公司如果不去拥抱这些变化，就会被时代淘汰。所以拓展更多的内容形态和题材类型，包括关注AI影视、科幻等新的领域，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探索的方向。拓宽边界不是为了追逐热点，而是为了给观众提供更多元的选择。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在于冬看来，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新京报：你曾透露博纳会推出“海外三部曲”，包括中国企业家在华尔街的故事，以及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目前“海外三部曲”进展到什么阶段了？于冬：“海外三部曲”是我们计划推进的项目，但这类题材的创作难度比想象中大得多，因为涉及金融、跨境、文化冲突等多个维度，包括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更是敏感而复杂，剧本打磨了很多稿，目前还在积极推进中，因为要在尊重事实和保护隐私之间找到平衡，确实需要下很大功夫。所以我们不打算急于求成，毕竟好故事是需要时间打磨的，不能为赶进度而降低标准。新京报：博纳在AI影视业务上已有布局，如《三星堆：未来往事》等项目。新技术如何赋能主旋律大片的创作和生产？你如何看待AI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于冬：AI技术对影视行业的影响，我觉得才刚刚开始。在制作层面，AI确实可以极大提升效率，比如剧本的辅助写作、分镜的快速生成、特效的智能处理，这些都会让电影生产的周期更短、成本更低。但说到创作的核心，比如故事、情感、人性，这些东西是AI替代不了的。AI可以帮你计算什么样的情节最受欢迎，但它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失去孩子时的痛，无法体会一个战士在绝境中选择牺牲的勇气。好的电影之所以打动人心，恰恰是因为这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东西。所以我对待AI的态度始终是：积极拥抱，但不盲从。电影的灵魂，始终是人的情感和思想。新京报：作为中国民营电影企业的领军人物之一，你如何看待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瓶颈与突破点？于冬：我觉得最大的瓶颈不是制作水平的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已经毋庸置疑了，所谓的“瓶颈”可能更多体现在文化差异上。中国电影讲述的故事往往有很强的本土背景和情感逻辑，国外观众理解起来有门槛。而好莱坞电影之所以全球通行，是因为他们讲的是更通用的故事框架，比如个人英雄主义、拯救世界、爱情至上等等。所以我们要走出去，不只是单纯把自己的故事原封不动地端出去，还要思考如何找到跨文化的情感共鸣点。但不管多难，这条路必须走。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新京报：博纳坚持做主旋律大片这些年，支撑你一直走下来的动力是什么？于冬：观众的喜爱和支持，同行的理解和认可，以往成功作品不断被更多人看到和认可，这些都是我的动力。我在这个行业二十多年了，经历过很多次“低谷”和“寒冬”，每次觉得过不去的时候，都会想想之前做成功的那些片子，然后会想起跟那么多优秀的电影人一起同甘共苦过的日子，想到每次观众给我的真实反馈。有很多小故事我至今都记得，比如《长津湖》当年上映的时候，有很多年轻观众说自己看了电影才知道“冰雕连”的故事，看完电影回去查资料，越查越震撼；还有观众感谢我们拍了这部电影，让他们知道了家中父辈曾经经历过什么。包括这次拍《四渡》，每次我去片场，刘烨、王雷、于适都会拉着我聊天，跟我讲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饰演周恩来的王雷跟我说，他在化妆间第一次完成周恩来长征时期蓄须造型的时候，对着墙上那张周恩来蓄须明志的历史照片看了很久，看到眼睛湿润，那一刻他觉得他接近了这个人物。听到他说的时候我也深受触动。就是这些细节一直在打动我，也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动力。不是票房数字，不是行业地位，而是电影本身带来的那种不可替代的价值。我希望等我不做这一行的那一天，回过头来看，能说我参与制作的那些电影，有一些是真正留下来了、影响了人的，那就够了。新京报：未来博纳在主旋律题材创作上，还会布局哪些新的方向、新的题材，继续深化主旋律商业片的探索？于冬：未来的方向，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拓宽、下沉、创新。“拓宽”是说题材的多元化。主旋律不等于战争片，也不等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平凡生活中的英雄、各行各业中的坚守、中国人在海外的奋斗故事，这些都是主旋律可以也值得去表现的领域。我们已经在策划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和选择。“下沉”是说内容形态的多样化。除了大银幕电影，我们也会尝试用短剧、中长剧等形式去讲述主旋律故事，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能够接触到。“创新”是说表达方式的年轻化。主旋律电影不能固守原有的创作思维，要不断吸收新的叙事手法、新的技术手段、新的美学风格。就像这次我们在《四渡》中做的那些创新尝试，未来还会继续探索。说到底，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题材可以千变万化，表达可以不断创新。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值班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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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梁卸任WTT董事会主席

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张彦君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贵州省委宣传部携手博纳影业集团等为观众献出了电影《四渡》。这部由徐展雄执导，刘烨饰演毛泽东，王雷饰演周恩来，王志飞饰演朱德，于适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的电影，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电影《四渡》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作为博纳影业掌门人的于冬认为，作为电影人，自己有责任用今天的影像技术将那段烽火岁月真正在大银幕上“活”起来。“‘四渡赤水’的精神跟当下时代太契合了——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和围堵，‘四渡赤水’告诉我们的就是：绝境中不要放弃，只要心怀信仰、灵活应变，就一定能找到希望的‘渡口’。”这十几年，博纳影业一直在主旋律商业电影赛道上深耕，出品了“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无名》《长津湖》系列）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但近几年，主旋律商业电影也面临新的市场环境和观众审美的改变，一些作品在市场上也遭遇了挑战，于冬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过反思和总结，在他看来，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是观众对“套路化的表达”疲劳了。过去几年，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包括阵容庞大、大场面、强情绪等等，这些东西看多了，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过去那种‘大场面+强煽情’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观众需要的是真诚、是创新、是质量，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尊重观众，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不居高临下地说教，不用强行灌输，你的诚意到了，观众自然会感受到。”▲于冬在《四渡》拍摄现场与主创交流。在于冬看来，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创作者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题材可以千变万化，表达可以不断创新。于冬说，这条路，他会一直走下去。《四渡》：用新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之前博纳影业出品的主旋律商业大片，一般会选择中国香港导演来执导，这次《四渡》却找来了内地年轻导演徐展雄操刀。于冬之前看过徐展雄拍的《革命者》，那部电影让他看到了导演身上的两个特质：一是对历史有敬畏心，导演会花大把时间去研究史料、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二是导演有年轻化的叙事语言，能用今天的视角去讲过去的故事，“这一点特别重要，也是我们需要的，”于冬还拉来了老搭档刘伟强导演做监制。刘伟强在战争大场面的调度上经验非常丰富。他和徐展雄，一个负责战争戏的恢宏气势，一个负责人物情感的细腻表达，互补得非常好。另外，于冬还邀请来美术指导霍廷霄，摄影指导邵丹，他们都是拿过金鸡奖的优秀电影人，也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和校友，这样就凑齐了“学院派+实战派”的组合，既能保证历史严谨性和制作水准，也能跳出传统战争片的叙事套路，希望能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影感受。▲《四渡》全片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2025年1月，在贵州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电影《四渡》在贵州遵义正式开机，实景拍摄，4月杀青，拍摄时间与历史上“四渡赤水”时间线基本重合，复刻当年的环境。在于冬看来，如今的特效已经足够发达，绿幕可以模拟一切，但有些东西却是给不了的。他举了一个情景——娄山关大捷之后，毛主席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里描述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还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亲眼看到和用特效做出来，传递给人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主创拍到了那个画面，演员站在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里，那一刻他们的表演是真的会打动人的，我相信观众看到的时候也一定会被打动。”《四渡》全片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是在贵州完成，剧组上下为了这部电影真正重走了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路线。有句谚语形容贵州的气候和地形特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于冬回忆，剧组在拍摄期间几乎遇到了所有的极端天气，包括贵州特有的“凝冻”奇观，气温骤降、山路结冰，拍摄器材运不上去，人走路都是打滑。导演徐展雄后来跟他说，这可能是他拍过的最难的一部戏。但全剧组没有一个人抱怨过，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自己吃的这点苦，跟当年红军将士们吃的苦相比，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如今距离长征历史已近一个世纪，如何用新的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是创作团队一直在思考的核心问题。于冬注意到，“四渡赤水”虽然发生在90多年前，但多年来，这段历史在网上一直被网友不断地拿出来分析盘点，网上有相关的沙盘推演，还有很多军迷朋友都在解读这场战役。1983年版的《四渡赤水》也有很多观众在重温，这就意味着这次剧组必须想办法更新叙事的视角，用年轻人感兴趣的方式重现那段历史，也让更多人能看懂这场战役的精妙之处。于冬说，导演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在叙事上尝试采用了“双雄博弈”的视角——电影里，毛主席和蒋介石隔着一幅地图在对弈，仿佛处在同一空间，其实是在隔空斗智，这样的对比让观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场战役的智谋较量。另外团队还创作了一个原创角色，就是于适饰演的红军战士赵德发。他不是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那个时代无数红军战士的缩影。当年的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足20岁，甚至只有14-16岁，他们也有恐惧、有挣扎，但在信仰的支撑下选择了无畏前行，这和今天面临生活困境的一些年轻人是有共鸣的。▲于适在《四渡》中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在于冬看来，技术只是手段，真正打动观众的还是故事本身的情感力量。当年那群年轻人在绝境中没有放弃，靠着智慧和信念杀出了一条血路。这种精神，在90多年后依然有着能够击中人心的力量。于冬希望《四渡》能成为一部“留得下来的电影”。就像当年拍《长津湖》时他说的：这部电影不光是拍给今天的年轻人看的，也是拍给50年后的年轻人看的。长征精神不能只停留在口号里，不能只是课本上的几段文字，它应该是可感、可触、可学习的精神力量。对行业来说，于冬也希望这部片子能证明：中国电影人有能力用现代的电影语言讲好自己的历史故事。不用去模仿谁，也不用去讨好谁，踏实拍好中国人的故事，一样能拍出让观众心潮澎湃的作品。博纳主旋律创作经验：心怀敬畏、尊重规律2014年，博纳影业将红色经典故事《智取威虎山》搬上了银幕。筹备这个项目时，有很多人劝过于冬，说这种红色经典碰不得，拍好了是应该的，拍砸了是要挨骂的。但于冬觉得，“做电影的人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什么都别做了。”《智取威虎山》是于冬这代人从小看了无数遍的样板戏，杨子荣智斗“座山雕”本身就有很强的戏剧张力——打入匪巢、斗智斗勇、里应外合。“这不就是一个天然的动作片剧本吗？为什么不能用今天的技术和叙事方式重新讲一遍？”于冬去找了徐克导演，徐克看完剧本之后特别兴奋，因为故事里有他喜欢的“侠”的精神，这种孤胆英雄的气质，在任何时代都是打动人的。当时很多人对“红色经典+商业大片”的组合存疑，于冬却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后的结果是，《智取威虎山》以8.8亿票房成为当年贺岁档票房冠军。于冬觉得，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验证了一件事：主旋律电影可以用商业类型片的方式去表达，观众是买账的。从那天起，于冬就坚定了走商业主旋律影片这条路。之后，博纳影业一直在商业主旋律这条赛道上不断探索，拍出了一系列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作品。于冬回头看博纳影业这些年拍摄的作品，其创作理念确实是一步步进化来的。在于冬看来，“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更多是在探索“类型化”，把主旋律题材放进成熟的商业类型片框架里，动作片有动作片的拍法，警匪片有警匪片的拍法。这个阶段解决的是“好看”的问题。到了“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博纳开始更多关注真实事件和平凡英雄。这些电影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主角不是超级英雄，而是消防员、机长、乘务长这样的普通人。这个阶段解决的是“共情”的问题，要让观众觉得，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再到“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无名》《长津湖》系列），博纳追求的是工业水准+精神高度的双重突破。《长津湖》用了三位导演同时拍摄，86家特效公司参与后期，在电影工业化层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同时精神表达也比过去更深入，不再只是单纯的“打胜仗”，而是追问“为什么而战”“奉献和牺牲的意义是什么”。▲从上至下分别为博纳出品影片《智取威虎山》《中国机长》《长津湖》剧照。至于这个过程中博纳做对了什么，于冬认为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如果非要总结的话，就是八个字：心怀敬畏、尊重规律。“心怀敬畏”就是对历史、对题材、对观众有敬畏心。不管拍什么题材，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先去深入了解。拍《湄公河行动》的时候，创作团队去一线采访缉毒警察；拍《中国医生》的时候，团队深入武汉各大医院了解抗疫一线的情况；拍《四渡》的时候，主创重走了红军当年的长征路线。这些“笨方法”就是博纳多年来的经验，必须走这条路，没有这种深入，就拍不出真实感。“尊重规律”，就是尊重电影的创作规律。观众买票进电影院，第一需求是“好看”，如果连故事都讲不好，人物都立不住，想通过电影表达什么都是无效的。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把主流价值观跟故事融合，而不是“贴”在故事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这些精神内核，要通过人物的命运、情节的推进、情感的积累去传递给观众，不用强行灌输，你的诚意到了，观众自然会感受到。“尊重观众，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不居高临下地说教，只用真实的故事、鲜活的人物、精良的制作去打动他们。”【对话】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新京报：如何平衡影片的“叫好”与“叫座”始终是个难题。在项目策划初期，你如何判断一个主旋律题材具备商业潜力，有哪些具体的评估维度？于冬：首先看这个故事有没有普世的情感共鸣点，不管是家国情怀、兄弟情谊，还是对正义的追求、对生命的敬畏，这些情感是不分国界、不分时代的。如果能找到这个共鸣点，故事就有了基础。接下来就看故事有没有“真实的力量”。我特别喜欢做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因为真实本身就带有一种无法替代的力量。《中国机长》里刘传健机长说的那句“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不是编剧写出来的，是他亲口告诉我们的。这种源于现实的力量，是虚构故事很难达到的。第三点就是看故事本身有没有不可替代性，这个故事只有在这个时间节点讲才有意义。《四渡》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题材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我觉得这三点是一个故事能否吸引观众的基础，至于商业潜力，还要看市场时机，看档期，看竞品，看观众的当下心态，要考量的因素还是很多的。新京报：主旋律电影容易陷入说教刻板印象中，博纳是如何在“宏大叙事”和“个体命运”之间找到情感共振点的？于冬：“宏大叙事”提供的是历史背景和精神高度，但真正让观众落泪的，往往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在创作中始终坚持：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所以我们这几年的作品，主角都不是传统意义上高高在上的英雄形象，大部分是普通人，有恐惧、有牵挂、有挣扎，但在关键的时刻选择站出来。这个切入点之所以有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众从这些普通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新京报：从《红海行动》到《长津湖》，博纳在电影工业化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如何应用在《四渡》的拍摄中？于冬：电影工业化听起来是个很大的词，说白了就是“用专业的方法拍好电影”。我们之前有拍摄《红海行动》《长津湖》等主旋律大片的成功经验和积累，主要体现在制片管理的精细化和军事题材的专业化上。这些经验在《四渡》里都用上了，从战役时间线到战术部署逻辑，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影片《四渡》中，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新京报：博纳出品的《长津湖》系列以近100亿票房将新主流电影推向了新的高度，但这种投资规模、演员阵容可能之后很难再有了，之后的主旋律电影在投资规模、题材选择上会有什么变化？于冬：《长津湖》确实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三大导演联合拍摄、超大规模的制作、全行业的合力托举，那个时机、那个阵容，以后确实很难复制了。但我觉得这不是坏事。电影产业需要顺应时代，需要多元化发展，整个生态才会健康。而且大家也看到了，观众的审美变化非常快，过去那种“大场面+强煽情”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观众需要看到的是更真情实感的叙事和更真实可信的人物。新京报：近年来电影市场与观众口味变化迅速。博纳在2025年春节档的《蛟龙行动》遭遇了市场挑战，公司也面临业绩压力。你如何看待当前主旋律大片面临的市场新环境，是观众的审美疲劳，还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于冬：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过反思和总结，我觉得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是观众对“套路化的表达”疲劳了。过去几年，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包括大片阵容、大场面、强情绪等等，这些东西看多了，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再加上短视频、短剧等新媒介的冲击，观众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对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观众需要的是真诚，是创新，是质量，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新京报：面对挑战，博纳提出了向电影、短剧、中长剧全赛道布局的战略。这是否意味着公司对单一依赖“重工业”主旋律大片的模式在进行反思和调整？未来在内容上会如何拓宽边界？于冬：确实在做调整，但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一些原有的赛道。中国电影市场始终需要百花齐放，需要优秀的小成本影片，也需要头部大片去拉动市场、去展现电影工业的水平，这个方向不会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清一个现实：现在观众的观影习惯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花两个多小时坐在电影院里看完一部电影，但在手机上看一集十几分钟的短剧，已经成了日常。电影公司如果不去拥抱这些变化，就会被时代淘汰。所以拓展更多的内容形态和题材类型，包括关注AI影视、科幻等新的领域，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探索的方向。拓宽边界不是为了追逐热点，而是为了给观众提供更多元的选择。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在于冬看来，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新京报：你曾透露博纳会推出“海外三部曲”，包括中国企业家在华尔街的故事，以及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目前“海外三部曲”进展到什么阶段了？于冬：“海外三部曲”是我们计划推进的项目，但这类题材的创作难度比想象中大得多，因为涉及金融、跨境、文化冲突等多个维度，包括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更是敏感而复杂，剧本打磨了很多稿，目前还在积极推进中，因为要在尊重事实和保护隐私之间找到平衡，确实需要下很大功夫。所以我们不打算急于求成，毕竟好故事是需要时间打磨的，不能为赶进度而降低标准。新京报：博纳在AI影视业务上已有布局，如《三星堆：未来往事》等项目。新技术如何赋能主旋律大片的创作和生产？你如何看待AI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于冬：AI技术对影视行业的影响，我觉得才刚刚开始。在制作层面，AI确实可以极大提升效率，比如剧本的辅助写作、分镜的快速生成、特效的智能处理，这些都会让电影生产的周期更短、成本更低。但说到创作的核心，比如故事、情感、人性，这些东西是AI替代不了的。AI可以帮你计算什么样的情节最受欢迎，但它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失去孩子时的痛，无法体会一个战士在绝境中选择牺牲的勇气。好的电影之所以打动人心，恰恰是因为这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东西。所以我对待AI的态度始终是：积极拥抱，但不盲从。电影的灵魂，始终是人的情感和思想。新京报：作为中国民营电影企业的领军人物之一，你如何看待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瓶颈与突破点？于冬：我觉得最大的瓶颈不是制作水平的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已经毋庸置疑了，所谓的“瓶颈”可能更多体现在文化差异上。中国电影讲述的故事往往有很强的本土背景和情感逻辑，国外观众理解起来有门槛。而好莱坞电影之所以全球通行，是因为他们讲的是更通用的故事框架，比如个人英雄主义、拯救世界、爱情至上等等。所以我们要走出去，不只是单纯把自己的故事原封不动地端出去，还要思考如何找到跨文化的情感共鸣点。但不管多难，这条路必须走。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新京报：博纳坚持做主旋律大片这些年，支撑你一直走下来的动力是什么？于冬：观众的喜爱和支持，同行的理解和认可，以往成功作品不断被更多人看到和认可，这些都是我的动力。我在这个行业二十多年了，经历过很多次“低谷”和“寒冬”，每次觉得过不去的时候，都会想想之前做成功的那些片子，然后会想起跟那么多优秀的电影人一起同甘共苦过的日子，想到每次观众给我的真实反馈。有很多小故事我至今都记得，比如《长津湖》当年上映的时候，有很多年轻观众说自己看了电影才知道“冰雕连”的故事，看完电影回去查资料，越查越震撼；还有观众感谢我们拍了这部电影，让他们知道了家中父辈曾经经历过什么。包括这次拍《四渡》，每次我去片场，刘烨、王雷、于适都会拉着我聊天，跟我讲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饰演周恩来的王雷跟我说，他在化妆间第一次完成周恩来长征时期蓄须造型的时候，对着墙上那张周恩来蓄须明志的历史照片看了很久，看到眼睛湿润，那一刻他觉得他接近了这个人物。听到他说的时候我也深受触动。就是这些细节一直在打动我，也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动力。不是票房数字，不是行业地位，而是电影本身带来的那种不可替代的价值。我希望等我不做这一行的那一天，回过头来看，能说我参与制作的那些电影，有一些是真正留下来了、影响了人的，那就够了。新京报：未来博纳在主旋律题材创作上，还会布局哪些新的方向、新的题材，继续深化主旋律商业片的探索？于冬：未来的方向，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拓宽、下沉、创新。“拓宽”是说题材的多元化。主旋律不等于战争片，也不等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平凡生活中的英雄、各行各业中的坚守、中国人在海外的奋斗故事，这些都是主旋律可以也值得去表现的领域。我们已经在策划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和选择。“下沉”是说内容形态的多样化。除了大银幕电影，我们也会尝试用短剧、中长剧等形式去讲述主旋律故事，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能够接触到。“创新”是说表达方式的年轻化。主旋律电影不能固守原有的创作思维，要不断吸收新的叙事手法、新的技术手段、新的美学风格。就像这次我们在《四渡》中做的那些创新尝试，未来还会继续探索。说到底，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题材可以千变万化，表达可以不断创新。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值班编辑 康嘻嘻星标“新京报”及时接收最新最热的推文点击“在看”，分享热点，女学生疯狂❌喷水自慰，国内一级片